试析新时代贵州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 | 李晓妮

幽谷幽兰

　　试析新时代贵州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
　　            【贵州】李晓妮

　　【关键词】新时代；民俗；审美；民族文学
【摘要】随着贵州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形态日益多样，创作题材日益广泛，创作主题日益多元。贵州民族文学之精进与民俗审美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因此，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显得尤为重要。

“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从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1］”。在时间的流动中，有些民俗保留下来了，储存于民族的文化记忆内，沉淀为民族文学和民族精神的胎记。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寻求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的切入点，获取对民族文学的感知能力和鉴赏能力。“审”产生“美”，在这个词组中，“审”是先决条件， “审”主体介入，才可能产生“美”。审美现象是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为基础的，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必然过程，这包括人的直观感受、文化素养、眼界学识、鉴赏和评价能力等等，是理性和感性共振的系统工程。其实，广义上讲，审美本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形而上的一种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从外部来说，通过审美了解世界、评判世界。从人的内心而论，通过审美来完善自我，提升灵魂。审美是一个是多维度的有机过程，不能把单纯的感官刺激与艺术审美进行混淆，也不能把直观感受和审美之间划为等号。审美成果，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生活恒久的记忆。民俗的存在与审美活动息息相关，而审美“物质体现”往往体体现在民俗活动之中，最终形成具有民族文学特质的东西。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民俗作为贵州民族文学的审美客体，已经成为反映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面镜子，集中体现出贵州民族文学审美的独特性，简要地说，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正是“真、善、美”。这也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反映了民俗审美的进步方向，这对于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换的作用。

　　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之“真”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别林斯曾说：“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以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去感染读者”。文学作品的民族特性首先缘于审美对象的民俗个性上，作品中每一个真实的民俗描写，烘托出民族性格、民族题材和民族特点的形成氛围。作家应该通过合乎文学创作规律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学中民俗的真实状况和人生的真正面目等表现出来。
　　贵州少数民族比较多，民俗各有不同，认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的“真”，才能正确理解和解读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真”即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的观照对象是否符合少数民族实际，是否历史地，真实地表现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心理结构，是否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进而引申到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以便真实认识和评判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民俗是一种生活状态，由外而内存在与积淀在人们意识深处，承载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追求的深层内涵。贵州有3万多个自然村寨。生活着苗族、布依族、瑶族、仡佬族、水族、土家族和毛南族等17个民族，多民族和谐共存，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的“真”突出表现“地域性”，体现了民族文学的特性。
　　如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小说《雏鹰飞过山》的真实背景选自于贵州南部毛南族的纳料村寨，这个古老的村寨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在小说中展现贵州毛南族真实的民俗风景和民俗风情，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毛南族地域色彩，增加了小说的民俗审美趣味和艺术魅力。小说塑造的儿童人物形象也比较多，有雨田、雨树、雨林、雨芝、雨石、雨滴等毛南族儿童群像，呈现了山里儿童成长的密码。从孩子们的名字看，有个特点，都带“雨”，也间接体现了贵州地区多雨的地域特点。作家在毛南族的纳料村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背景中塑造山娃的人物形象，烘托情节，叙述了雨林和雨光一对小伙伴的矛盾冲突，俩人已经由争执上升为斗殴，两个山娃并没有采取纳料成年男人之间解决争斗的办法——斗地牯，而是直接扭打在一起，“两个人搂抱着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大家都看呆了。”虽然两个小伙伴扭打得很厉害，但内心并不记仇，第二天两个小伙伴又和好如初了。
　　小说《雏鹰飞过山》中的儿童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大山，但大山里的孩子们接受了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教育。孟学祥在小说中描写了前来山寨小学支教的三位年轻教师，这些年轻老师不仅带来新的教学教法，也带来了大自然的信息，在教学中告诉孩子们“大陆和海洋是怎样形成的，气候是怎样影响人类生活的。”尤其是讲到了安装在黔南平塘县大窝凼的大射电望远镜，这就激发了雨林和小伙伴们浓厚的科学兴趣，雨林“突然萌发了要到大窝凼去看大射电望远镜的念头，他不光要去看射电望远镜，最重要的想要通过望远镜看到外星人。”支教的老师非常理解山里的娃娃们，充满希望地说“我理解同学们渴望与外星人交朋友，希望大家努力学习，长大之后用自己的力量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雨林积极学习文化课，也向四爷爷学习毛南族的猴鼓舞，小说中的四爷爷是毛南族猴鼓舞高手，“四爷爷怀里的木鼓铮亮，油黑，一尘不染。”小说用特写的手法，表现了在山野中四爷爷跳猴鼓舞的酣畅形态。当雨林向四爷爷叙述自己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时，四爷爷鼓励他说，只有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才有可能当上科学家，这样就激发了雨林的学跳猴鼓舞兴趣。猴鼓舞属于毛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刚开始雨林学跳猴鼓舞并不情愿，因为他担心爸爸会吼他“不务正业”，但猴鼓舞太迷人了，是猴鼓舞本身的魅力吸引雨林爱上了这门鲜活的毛南族舞蹈艺术。
　　《雏鹰飞过山》有对毛南族“吃新节”习俗描写，即是从稻谷中选出那些已经饱满的泛黄的谷穗，装进随身背着的口袋，而后把新穗的谷粒用手捋下，用捋下的新米做饭吃，香喷喷的新米饭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恩泽。由于大山的阻隔和封闭，山娃们与大自然格外亲密，包括他们做的一些儿童游戏，也具有大山的特点。比如有一种“叫物”的游戏，即是找一根木棒，砍成五寸长左右，从中间破开，用麻绳扎牢，扯紧麻绳，就能发出“嗡嗡”的声音。雨林和小伙伴们还喜欢做土喇叭，只消把树皮做成喇叭状，再砍下一颗小树枝，小心的把皮取下做成一个口哨，将口哨插在喇叭上用嘴巴一吹，就可以发出“嘟嘟”的声音，这些声音属于大山，孩子喜欢听，也喜欢“制作”出这样的声音。
小说还有祭祀习俗描写。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王爷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在祭祀。小说叙述了雨林的爷爷主持自家的祭祀，“妈妈按照爷爷的吩咐，拎来一袋苞谷，叫雨林扛到大榆树下去喂鸟。”爷爷反复告诉雨林不要打鸟，因为这些鸟是“仙鸟”。
小说《雏鹰飞过山》艺术具有“真实性”。小说虚构合理，真实的超越实际生活。小说中描写地地道道的毛南族民俗的陌生图景以及民俗化的肖像描写，形成了民俗审美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毛南族民族身份以及小说中的毛南族民俗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这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审美元素，更重要的是灌注了作家对于乡村文明建设的思考。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一个原生态的毛南族村寨，具有人和大自然同生共振的思想当量。作家在塑造山娃的艺术形象时，非常注意与乡村文明建设相结合，具有比较广阔的艺术视野，触及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文明保护，小说《雏鹰飞过山》只是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里的一部，更多的作家在作品中表达贵州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的不同的生活状态，共同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真”的特性。
　　二、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之“善”
　　“善”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人文关怀，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对人类与环境和谐关系的珍惜等。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功效要激发出人民的爱和感恩高尚情感，因此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判断标准，即是：是否对新时代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益；是否体现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审美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精神。
　　小说是文学一个重要样式，小说中对少数民族民俗化的肖像描写，即是对少数民族人物的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的描写融入少数民族民俗内容。个人肖像描写和生活环境描写结合起来，可以再现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表现了少数民族的世态人情，显示了他们的心理与思考走向。以少数民族民俗来刻画少数民族人物，容易显现少数民族人物独特的性格气质，使得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鲜明丰满。
　　贵州布依族作家班雪纷以自己的家乡长顺县鼓扬镇为写作原型，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团寨、茅草山。在小说《草黄草青》中，通过对布依族民俗叙事和环境描写对女主人莫螺妹这个典型人物进行塑造。小说中莫螺妹娘家——布依族山寨团寨的老鸹坡的环境描写：“天快黑时，成群结队的鸟都集中落脚在老鸹坡。这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鸟的叫声有欢喜、愤怒、急促，有的无所事事，有的没心没肺，有的像得了失心疯。各种叫声汇集在一起，像一团由声音组成的乱麻。在这团乱麻中，有一种声音沉闷而悠远，充满哀伤和绝望，像灵堂上的哭诉，让人心里瘆得慌。这声音活活将别的鸟声覆盖，占据着整个山坡，从老远都能听到。这叫得让人心慌的，是老鸹。要离开寨子到外面去，就必须经过老鸹坡。”
　　这样的环境描写为小说的悲剧人物女主人公莫螺妹做了铺垫。螺妹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小时候父母在一场大火中丧生，15岁就成了孤儿，由伯父伯母抚养长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嫁给茅草山一个叫“狗剩”的哑巴，换回50元钱和25公斤苞谷，让伯父的大儿子交了彩礼娶回媳妇。嫘妹是一个换亲的牺牲品。她的婆婆韦蒙氏被村民误解为会整“蛊”的“药婆”。村民对“药婆”的恐惧，全家都被村民远离和歧视。村民家有人得了重病以后，会小心翼翼地来找螺妹向婆婆取来“解药”。婆婆去世以后，村里人有相信巫术“传女不传男”，使得螺妹面临与婆婆相似的被排斥、被孤立的命运。这样，加重了螺妹命运的悲剧性色彩。
　　螺妹很宽容，隐忍和善良。螺妹刚嫁到茅草山时，她也主动力图和村民修好关系，总想通过她的努力，与村民友好相处，但都没有达成心愿，因此，她一直是孤独的。伯父家所在的团寨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团寨里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团寨的伯父带着儿子前来借粮，螺妹毫不犹豫地“借”给伯父三十斤苞谷以活命，后来得知伯父去世，“罗妹怔住，努力把大伯与自己的关系捋一下，紧接着一行眼泪流下来，心上的某一个地方甚至痛起来，像被锥子锥了一样。”可以说螺妹身上的善良是布依族基层群众的主导性格。
　　班雪纷在小说中民俗叙事的描写“砍牛祭祖”的场景中，更加突出了螺妹身上的善良性格。
“砍牛祭祖”的场景：“树干上拴着一头高大肥壮的水牛。牛的两只眼睛流露出深深的忧伤，鼻孔被一根绳子穿过。绳子的另一端在椿树上绕了几圈，被打成死结捆在树上……“杀牛”两个字刚进入螺妹的耳朵，她的心就生生痛起来。再看那牛时，竟然从眼睛里流出两股清亮的眼泪。牛似乎也正扭过头来看螺妹，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向她求救，求她放了它。螺妹心里那阵痛更加明显，像是有人在拿一把剪刀戳她的心窝。她狠心扭向一边，怕自己再看牛一眼的话，会管不住自己，去解开那牛绳。”当然，螺妹并没有能阻挡住杀牛，班雪纷在小说营造出“砍牛祭祖”添加了小说的叙事氛围和民俗氛围，充满一种血腥、古朴和神秘，显示了民俗自身的叙事意义和审美价值，情节随着民俗叙事的线索自然发生，民俗叙事又不约而同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突出人物的性格。“砍牛祭祖的过程中，螺妹螺妹失声喊叫，伤心流泪，一块牛肉都没吃。这就突出了螺妹善良的性格。作者借用民俗场景来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命运、内心的精神状态，凸显了布依族女子善良的高尚品质。
　　班雪纷在小说《草黄草青》中，把民俗风景勾勒成为一幅幅布依族村寨的山水田园画，呈现出布依族村寨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和神秘感。班雪纷对莫螺妹婆婆家布依寨（茅草山）的描写，“茅草山清一色是木房子，房子顶上盖着青色的瓦片。经过日晒雨淋，木板和瓦片都变成了黑黝黝的颜色。”班雪纷从自己独特的视角，还原了布依族人民居住的环境，其实也是作家本人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人文关怀是善的终极价值体现。茅草的意象正是指螺妹，一个勤劳、善良、宽容，隐忍，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默默地与命运抗争的布衣族女子。如大山里的茅草一样，顽强坚韧，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也暗喻了生活的跌宕起伏，草有枯黄，更有青葱，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的爱抚，枯黄的草在来年也会变得青葱。
　　 班雪纷的小说《草黄草青》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贵州民俗风景和布依族民俗风情的。在小说的民俗审美中，表现出布依族人的感恩善良等优良品格。布依族人们腊月二十七，早早起床就忙着做豆腐。二十九这天，又开始忙着做粑粑。大年三十晚饭，要给老祖公供饭，要到土地庙那里把老祖公接来过年。大年初一是“进财天”，他们要将红鸡蛋揣在身上，出门把柴砍回家。正月十五要到坟山给老祖公“上亮”，正月十八要砍牛祭祖。这些民俗的描写既真实地还原了乡村生活状态，表现出布依族人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同时又呈现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也表现出人们生命的形态和人性的复杂。
时代在进步，传统的农耕文明必然与新时代的气息融合，演绎着日新月异的旋律。班雪纷在小说《草黄草青》中结合了“振兴乡村”的时代内容，揭示了新时代对于布依族古老民俗的冲击。比如螺妹的小儿子祖德大学毕业后，要回乡来饲养黑山羊，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奔小康。小说的结尾充满阳光，也让生活充满希望。
　　三、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内涵之“美”
　　“在以往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民俗的审美价值往往只停留在渲染环境、揭示俗风陋习、对故乡的留恋和反思等表层层面，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无限广阔的时空赋予了民俗深厚的文化内涵，民俗的传承和在时间中不断的更新变异又赋予了民俗时代的价值。所以，民俗不仅代表着过去，也代表着现在，甚至预射着将来。民俗本身就构成了文学的审美客体，其内含价值与外在价值同样重要［2］”。“美”即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俗审美通过感性形式观照人的本质力量从而引起的精神愉悦，完善自我，提升灵魂。具体地说，可以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最终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完美统一。
从整体看，民俗大多积极向上的，是正能量的，宽泛地说，民俗本身就构成了文学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从一定程度讲，原本是一种精神现象，而审美客体则是一面镜子，可以投影和影响审美主体。审美客体还可以称作审美对象，是指能引起人的美感的客观对象。审美客体在遇到审美主体前，处在一种游移的不确定状态，只有和审美主体相遇后，才会升华为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把美的游移状态凝聚为一种美的状态。
侗族诗人姚瑶生活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他一直寻找那些隐藏在村寨民俗深处的内涵。这里呈现出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文化状态。青山绿水自然充满了诗意，侗族的长歌短唱又是天然的大自然的咏叹调，可以说村寨的一把剪刀、一块碎布一缕青丝，或者天空的一滴白露、一米月光，都昭示着大自然的神性。姚瑶在侗族山寨成长，诗歌语言就和这里山山水水血肉相连，呈现出一种自然而豁达之美。姚瑶虽然是用汉语写作的，但他的语言却天然受到侗族语言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咏叹性。侗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侗族语言可以借助汉语文字的表意，“转译”出一种与汉语演化决然不同的美的味道。侗族语言不仅感性，而且天然含有抒情性，所以侗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时候，并不用张扬，而是自然呈现语言感性，天然美是一种高级的美。姚瑶就是这样一位写作者。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像一些大诗人那样在形而上做过多探究，而是热情地探究侗族山寨的文化特殊性。他的许多诗歌不仅物象化、具体化，而且还情节化，比如《古树》，这首诗歌一是平淡静泊，二是温暖，三是自然产生一种神性……他对一个侗族村寨古树的具体描写，不是抽象的哲理思辨，而是极力表现自己的诗歌美学，具体表现为对故乡故土的语言抚摸：
是风打扰了它的睡眠。一树的鸟鸣
让树欲静不止，那些细碎的声音
有如微风拂过溪面
古树老了，静默听着这些温暖的声音

古树，有着神谕一样的昭示
母亲把红布带挂在树上，祈求
远行的子女一路平安，和有远大的前程

母亲虔诚跪在古树下，古树高大
一路的平安是母亲祈求来的
母亲卑微的愿望，如古树一样伟大

就像这一生，我们都没有走出故乡和古树的庇荫
命运、前程，就如古树上那些细碎的鸟鸣
漫不经心，却又是那么激动人心
　《古树》是姚瑶的一首有代表性的诗歌，含着对故乡故土深厚的感情，既有侗族村寨的神性，又有侗民对平安生活的祈盼。村寨是物质的，理念是精神的，精神依附于物质，多年来的村寨的树木和住房，已融进精神了，尤其寨子口那棵古树，在姚瑶的诗里，得到了升华。侗族诗人姚瑶的诗歌语言具有优雅而含蓄的美，是有载体的“自成体系”，这个载体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侗族山寨。侗族山寨由于天然的阻隔，保留了较多的“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的原生态，也就是独具特点的诗歌美的气场。当然，这个美的气场的获得并非信手拈来，也是要经过长时间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审美沉淀。
　  姚瑶诗人生活的侗族村寨民俗淳朴的原生态和贫穷深刻影响着他。在当下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侗族村寨在脱贫攻坚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传统民俗也得到了升华，让我们看到新时代新农村与新型农民的春天。“第一书记带来了春天/他来到扶贫第一线/他带来了山外春天的讯息/炊烟飘过山梁，一缕缕/梨花如万盏灯火/照亮人间的每个角落”《春风一夜抵达》是有气势的，携着时代的气势，而新时代“天底下所有温暖的词语/如梨花纷纷扬扬，砸醒了大地”，借助于物化的”梨花”体现了时代中的暖意，不仅如此，村第一书记来到扶贫第一线，“带来了山外春天的讯息”“流过门前的溪水，已经解冻”“几个小孩还裹着厚实的棉衣/他们是春天最美的点缀”扶贫工作的求真务实，确实给村民带来了福音。《祖林和他的羊正走过春天》也是通过具体写全面，通过个体写整体，用白描的语言写一个叫祖林的侗族村民。从而诗写了侗族村寨的变化，他“当年家穷，初中没上就辍学/如今遇到国家扶贫好政策/他成立合作社，带动村民养羊”。他的心情是悦愉的，“拍了几张与羊的合影”“成群的羊正在和他走过春天/发出了咩咩的叫声”“视频对着吃草的羊群/一只调皮的小羊，闯进取景框/它用湿漉漉的舌头舔着春天
这是姚瑶诗人在实现在新时代新农村巨大变化之下的诗意表达。春天既是隐喻的，又是双关的。新时代之光，照亮了姚瑶诗人，照亮了他的侗寨。他用诗歌折射新时代的变迁，对新时代的侗乡人的生命的观照，对侗乡生存和民俗继承和发展的关怀。格调明朗，充满了真善美的力量。这样的写法确实令人赞叹，独具特点的诗歌气场。当然，这个气场的获得并非信手拈来，也是要经过长时间深刻的甚至酸楚的审美沉淀。
综上所述，民俗是少数民族创作之源，民俗事象的感性形式和内在意蕴，凝聚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智慧和情感，业已成为文学审美情感的主要表现对象。以民俗作为创造的客体审美，与主体相遇，立即表现出审美的民族独特性，启示作家以合乎人性的心理体验去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以纯洁高尚的境界去创作民族文学，并且已经形成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创作的主流。美的东西必然是真的，而非虚假；美的东西必然是向善的，而非邪恶；善的东西也必然是美的和真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代的民俗审美中达到“真善美”统一，一定会给人带来充沛的精神愉悦和丰富的审美体验，并且对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学带来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晓峰《民族文学研究》［J］．2003.1
        ［2］闫爱青导师:孙盛涛《文学视域中民俗的审美价值探讨》［D］青岛大学2013-06-01

作者简介
李晓妮，女，出生于1963年2月，汉族，都匀二中退休教师。中学高级职称，贵州省特级教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发表在《解放军文艺》《诗选刊》《绿风》《延河》《阳光》《参花》《岁月》《雪莲》《金田》等多家刊物，出版个人文学评论集《贝海星瀚》（四川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