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诗歌的正能量和正能量里的诗歌 | 李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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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诗歌的正能量和正能量里的诗歌
                      作者：李晓妮
　　

       建安诗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人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曹丕的话，进一步把“气”分为“清浊”即正能量和负能量，曹丕虽然生活在三国年代，却在提醒诗人：要站在正能量这一边。
什么是诗歌的正能量?河北省诗评家苗雨时说，“诗的内在的情感和意绪波动的节奏，以及气脉与气息的贯通与弥漫，在话语文字跳跃中彷佛充溢着一股`生机'和'活力'。”对于诗歌正能量，笔者的体会是：诗歌是有灵魂的，就像太阳一样具有各自的热核，再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辐射出去，形成一个个正气场。笔者认为诗歌正气场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热核，第二是辐射。热核主要体现诗人的思想和人格；辐射则是关系到诗人的性格、习惯，甚至语言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热核与辐射之间有机地统一，才能形成诗歌的震撼力，才具有诗歌的正能量。
一、诗歌意象和形象呈现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正能量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历史一个特殊时期，从战争到如今，抗战的诗作不断。诗人冯岩的组诗《曲氏井》，让人震撼。这是发生在辽宁曲家大院的真实故事，曲氏十口面对强敌，“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是中华民族儿女们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的舍身就义之选择。“用一身洁净，跳入井中/对抗日军的侵略/避免受辱，投井殉节”，这样的诗句是叙述，也是抒情，抒发了曲家女人们宁愿死，也要保持节操不被日寇玷污的坚定意志。
诗人冯岩对“井”的物象投入了深厚感情，她站在“曲氏井”前，思绪万千，“我把哭泣咽下/怕挡住哽咽冒火的文字”，可以说，这口井不是一般的井，这是一口蕴涵民族气节的井。“一家十口/男丁战死疆场/三寸金莲的女人依然保家卫国/她们用死亡/捍卫中国妇女的气节”！属于曲家的家族气节，也是民族气节。倡导抗击外侵、视死如归的精神，到现在依然是熠熠生辉。“诗歌意义”的升华有难度。叙述一段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壮烈往事，关键在找出闪光点，不能简单地叙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一定要开掘出 “事件”本身独特的灵魂重量。要求诗人有强烈的主体审美欲望，把生活形象升华为艺术形象，“我却在水荡起的波纹里/看见了十张坚毅的脸/和宁死不屈的誓言”，可以说当年慨然赴死的曲家人跳井时，未必有豪言壮语，但用行动凝结成了“誓言”:中国民众的抗日血性占领中国的土地，敌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无法征服民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终战胜日寇的最坚实的基础。诗人冯岩在写曲家大院一门忠烈坚决抗日的叙述中，选择“用水浸渍的骨头”来呈现民族精神，“曲10口用两千多根坚硬的骨头/刺破即将到来屈辱的折磨/毅然从容选择放弃生命”，在这里，“骨头”的意象不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呼唤心灵的时代，应该说，诗歌应该是表现正能量。诗人冯岩在写金州曲家舍命抗日的四首诗歌，表达的是壮怀激烈的正能量。诗人本身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情怀，才会面对曲家女性跳井就义的曲家井而震撼，“我忍不住奔涌的泪水/与井水一样清澈”，作者才愿意为为曲氏点燃心灯，这盏灯是“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之灯，是以史为鉴的心灯，是兴盛中华的期望之灯，“曲家是金州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我只能在心里点燃一盏灯/用文字照亮百年前的惨烈/诉说古老的悲怆”。这样的心灯，辐射出巨大的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正能量，是我们所需要发扬光大的，也是民族文化所需要的精神气场。
      诗人孟醒石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所截取的“诗歌事件”即发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正定县。叙述的主体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日寇全面侵华前抵达正定县，对此县境内的寺院建筑等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开掘。诗人通过梁思成这个文化人物的文化行为，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但从艺术表达来看，诗人却回避了直接抒情，而是采用了侧笔，曲径通幽。这首长诗没有描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者的血拼，而是把笔墨集中到中国河北正定县“根植于唐宋，成长于元明；衰落于晚清，涅槃于民国”的隆兴寺。可以说，一个寺院的历史，承载了半部中国通史。人如事，事如人，诗歌里的梁思成就是这样的坚忍不拔的历史人物，梁思成身体内部是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他的血脉的温度和中华民族的温度是相通的。梁思成身体的骨骼，因为“去天安门参加‘国耻日’活动/被军阀的汽车撞倒，右腿骨折”，这样，梁思成的身体略有残疾，但是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正是因为梁思成具有强大的气场，才能在战争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他却像一只骄傲的海燕，从北平飞到了文化古城正定，梁思成尽管知道旅程艰难，他依然前往。因为正定县有民族文化的脉搏，宗教寺        院里隐含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在“兵荒马乱的四月天，告别亲爱的林徽因/沿着平汉铁路，向正定奔去”。
“留美，赴欧，东北，华北，这让他的榫头对准了卯眼/古典建筑法式，营造出爱的凄美”，这就表现出一位爱国学者和中华民族母体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母子之间爱的博大。“记忆如同城墙上的荒草/被一场大雨激活/原来，上苍早在每位国人体内/修筑长城”，抒发了传统文化内在的坚韧性和群众性。文化即人，人即文化，每位国人站在侵略者的刺刀前，就是一排排不倒的长城！ “越是乱世，越要营造/急需重修的，不仅是记忆，还有人心”，这就强调了人心建构的重要性。 “斗拱就是古建筑的脊椎，承载了庙宇和民间的屋顶/支撑起华北的天空！”就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延伸，呼唤民众重建长城！史诗的主体叙述是正笔，在史诗中穿插其他“零部件”即为侧笔。作为一首优秀的长诗，主笔和侧笔总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诗人显然深谙此道，在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使用了引用、诠释、画外音、心理探究等表现手法，把主体叙述衬托得更加丰满，诗歌意象呈现正能量。
二、以生活的真实抵达艺术的真实，彰显人性的正能量。
      艾蔻的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中，白求恩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她用回忆的手法来再现抗战中的白求恩形象，诗歌的整体彰显了人性的正能量——爱，彰显爱的魅力。这首长诗里的爱如此博大，可以超越种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樊篱，开放得如此瑰丽！
       在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中，白求恩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诗歌开头就“告诉”读者，白求恩喜欢裸泳，用自己的身体“拥抱”唐县的唐河，拥抱中国这个当时正在被侵略的国家。因为热爱，白求恩“从四十八岁半游回九月六个月零七天”，而后，静静地躺在中国大地上，安息。诗人是多角度地“解剖”白求恩的：有从外部对白求恩的观察，也有白求恩本人的自我反省；有对白求恩的描述，也有对白求恩和战士小何之间以及村民之间关系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是徐缓的真实生活场面以及河北民俗呈现，更有白求恩性情抵达极致的爆发。在白求恩身上爆发的，不仅是国际主义精神，更有白求恩本人的性格，因为“白求恩”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诗歌唯有真实，才能深切地打动读者。
诗人艾蔻显然是善于“物化”自然的，善于把人的心态和大自然融合，如这首长诗的开头便是一个动态描写——白求恩在唐河游泳，“从唐县黄石口村跳进唐河/然后是鱼、水草、微生物”，诗人还十分善于化境，把诗歌的主人公白求恩置身于内在和外在的尖锐矛盾中去考量，“他必须才华横溢/痴迷艺术，热衷于颠覆传统医学。”“他必须身患重病，频频与死神招手/在濒死的绝望中拯救自己。”“他必须成为斗士，离经叛道/他必须持续高烧，辗转不同国家。”也就是说，白求恩宁可为信念去死，绝不苟活；宁可澎湃激荡的生活里去死，绝不去享受无所事事的安静。这首长诗虽然长，却动静有致，节奏鲜明，诗的语言和结构随着白求恩的呼吸而呼吸，随着白求恩的颤栗而颤栗，一直到白求恩因公殉职在黄石口村，成为震撼人心的句号。长诗中塑造的白求恩的伟大，凝聚在白求恩自觉的献身精神。诗人艾蔻热情讴歌了白求恩的伟大，可以说，是“牺牲精神”构成这首长诗的人性美。诗人艾蔻十分善于刻画诗歌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了接近内心独白的手法去刻画白求恩的伟大精神，“他，自不量力的疯子/恨不得把别人身上所有的痛/全都掏出来，放到自己的兜里。”白求恩对每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疗其伤，痛其痛，“他把坏死的组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取出的弹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截断的腿和胳膊，放进自己的兜里。”从这首诗歌来说，诗歌文本里荡漾着的人性力量是无限的，诗歌里的白求恩像是一只从加拿大飞来的美丽的白鸽，飞来的一种皎洁的白，而中国唐县的黄石口村则是黄色的，像是中国广袤的黄土地，由于人性气场的强大，二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白亦黄，黄亦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震撼和人性思考，可以激发读者对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牺牲……以生活的真实抵达艺术的真实。
        湖南的宾歌的诗歌《骆驼湾和顾家台村》，风格是内敛的，是朴素的，但是其内核是火热的。作者把满腔的热忱和激情“藏”在诗歌的意象后面，就如作者在题记里所叙述的，这首诗歌的源于习近平总书记踏雪来到太行山深处两个村庄的的真实报道。习总书记在阜平县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毅然用自己的笔来刻画骆驼湾和顾家台村的过去和未来。在诗歌里，作者十分善于“物化精神”，诗歌里的土豆和玉米，不仅是当地百姓的常用食品。“它们来回在地里迂回/找不到走出山沟沟的路口”,土豆和玉米的状态，还象征了尚未开放前的迟钝，“土炕连着灶台/几只土豆趴在锅边/炭火上烤着两串玉米/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作者使用了小说里常见的白描手法，通过叙述土豆和玉米迟钝状态，投影出当地农民的生活贫困状态。生活贫困，首先是观念滞后，受到诸种条件的限制，当地农民缺乏脱贫致富的热望，更无致富的思路和行动。这个时候，习总书记来了，“弯腰走进唐荣斌家，脱鞋上炕/那盆炭火是唯一敞亮的家具/他接过一只烤熟的土豆/慢慢咬碎，慢慢思考。出门/他喊出了黄土成金的诺言”，作者十分善于以静写动，在表达习总书记爱民惜民时，没有使用标语口号和理论理念，而是写了总书记在村民唐荣斌家的身体动作，一切显得那么平静，静中突然爆发出——喊，一个“喊”字就把总书记和村民心贴心的情感表达得热烈而酣畅。作者还善于化具象为抽象，用一个“握”的动作逐步加温、升华，“他握手，握土豆、玉米、树皮/被他掌握的事物有了温度/向着光明的方向”。在脱贫问题上，与生活脱贫相比较，观念和心理上的脱贫更加重要，总书记在阜平县，在骆驼湾和顾家台村，带来了坚决脱贫的思路和意志，“两个发育迟缓的村庄/被推入一条宽敞的路口/土鸡蛋、鲜枣、核桃有了远方/脱贫的思想有了远方”。要想脱贫，首先要从心理上先脱贫，才会有幸福生活的远方，否则，只能在贫困生活里打转转。《骆驼湾和顾家台村》这首诗歌虽然用笔恬淡，但在平淡中有深情，展现了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地区百姓之间的依依深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诗歌用“远方”表达农民未来的幸福生活，“农家乐不是招牌，是一幅/山水相映的国画”,把农民的好日子融入山水画里，亦有深意。
三、不忘初心，深入挖掘贵州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
      不忘初心，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十分必要。红军长征的历史，构成了贵州红色文化的内在基因，长征精神成为贵州的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遵义是贵州一座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遵义会议是一次海纳百川气象万千的会议。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方针路线，把革命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尊重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路线正确了，方向就正确了，革命事业就有了曙光，这堪称是当时革命在低潮时期中的高潮，是中国产党历史发展上的一次伟大布局。目前，以遵义会议为写作对象的诗歌作品已不少。很多诗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细节入手，彰显贵州红色文化的精神气场。“红色气场”是由许多革命志士身上折射出的积极向上精神气组成，感知“红色气场”，并且从中受到教育是诗歌写作不可缺少的环节。
       著名诗人李发模的长诗《红遵义》，可以说是由红色的细节写成的一首长诗。开头的第一节就是用颜色来诠释“军人本色”，第四节通过山海与浪花的关系，延伸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五节，诗人绕有新意的酝酿一场“研讨会”，参加研讨的有马儿、老牛、雀儿、锄、蜜蜂等，这些动物或者物象构成活的细节，这些动物或者物象构成活的细节。第十五节写的是红色基因，诗人却用了最常见的物象来表达。物象有石头、大岩、深谷等。最为令人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第十六节，“1935年的子弹，换算成今日/一个政党的铁锤和镰刀 /炮弹是敌人的粮食/镰刀锤子是工农的同志” 。“红遵义，伸出手掌对得起天 /迈动双腿，对得起地/面对共和国，对得起自己。”诗人李发模的《娄山写意》，老诗人回忆了当年的战争硝烟，把过去和现在，通过诗歌的意象连到了一起，“一座关隘……是闪电化作肋骨，撑起了共和国。”对于娄山关这座关隘，诗人还进行了红色升华，“心中有一座红楼/血缘连通长征路”。他像诗人艾青一样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经常以革命的名义回忆过去，把自己的诗歌之根扎在家乡的泥土之中，所以他的诗歌抒情清澈，有着家乡土地的厚重，呈现出丰满的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
     另一位诗人邱群在写红色诗歌中，用“马灯”和“军号”这两个细节，来表达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马灯是来自苟坝的马灯。“那个微冷简谱的三月四合院/此刻并不指引命运的闪烁/灯火缺奇迹般进入镰刀铁锤的辉映。”而写军号呢？“军号声里还是不闻长空雁鸣/那场熊熊燃起的烟火/不再是不在盘旋在崇山峻岭。”诗人邱群着眼点于挖掘真实细节，红色文化的精神气象和精神气场就蕴涵他对红色文化热爱的情感中。这就是优秀诗作，有诗之健康的、充满正能量的热核。
综上所述，诗歌评论是诗歌创作的灯塔和引擎。新形势下的诗歌评论家要坚持“举精神旗帜”，信念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聚精神力量”，做凝神聚气、培根铸魂，怀着对党的无限赤诚、对人民的无限热忱，怀着深厚的家国、人民和艺术情怀，去为具有正能量的诗歌鼓与呼，这是新形势下诗歌评论家的担当。窃以为新形势下的诗歌评论，应该正确解读诗人的原创，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这个正能量“根”在何处，以引导读者的阅读和诗人的提升。诗歌作品需要强烈的灵魂冲击力。诗人无论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怎么样千变万化，正能量的“根“不能变。找到这个根之后，还要体会到辐射形式——即诗人和诗歌的正气场，这样才能发现新形势下诗歌正能量的价值，不断促进诗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品。

     李晓妮，汉族，女，籍贯：河北省定州。贵州省特级教师。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作品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延河》《散文百家》《阳光》《小品文选刊》《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当代人》《岁月》《参花》等多家刊物，多篇作品入选年度散文诗、诗歌、散文选本，多篇作品在全国参赛并获奖。著散文诗集《高原上那一片爱的水域》（吉林文史出版社），著文学评论集《贝海星瀚》（四川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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