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声音,总是倏地扑进来,说不清是什么东西,闪着闪着就消失了。好像留下了什么,好像失去了什么,茫茫然的,清晰、模糊、含混、迷离。 比如榕树的呼吸,声音是从气根里发出来的,长长有根须,吐着几十年的记忆,缓慢而长久,像一个人在做梦时发出的鼻息。那梦说不出是兴奋的还是压抑的,沉甸甸地打在你面孔上,从毛孔里逼出汗水来。列车晚点了两个小时,正午,阳光烈烈的,心里还滚动着车轮在铁轨上运行的脉动,心跳一样,大地仿佛锈迹斑斑。 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植物是榕树和芭蕉,粤剧里有一句“银字筝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每当车窗外闪过一棵芭蕉,耳朵里就会传来一声唱腔,时断时续,青衣甩袖,膨胀的意念和收缩的空间,仄仄地碾过来,化成浆,从生命的漏洞里洒出去。 湖面上是有水汽的,看不到,只感觉得到。每一个水分子和细胞都能产生共鸣,细枝在微风中的颤动,影在光中的颤动,秋天在夏天中的颤动,大地深处,也有那么一层密密的呼吸声,也许是呼喊声,带着咸味和苦味。白云该怎么飘还怎么飘,云是冷气凝成的光,就像雪是一颗冰冻的心。 岛村手指上不仅留着驹子的唇痕,也留着驹子的声音,皮肤发出的声音。这里是南国,不是雪国,尽管阳光如雪,大地也是白灿灿的,但生命的划痕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女人的皮肤会说话,软软的语言,吴侬味道,不用等她开口,看见她皮肤上的微光就知道她的心思了。有一些秘密,不在内心深处,而在肌肤的表层,触动的那一刹那间,千万缕话细丝一般地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土壤如同肌肤,有秘密的声音,岭南的红土,藏着木棉花和血的记忆,犁铧翻过来,石头压过去,混凝土一层层堆积,沿着钢铁的缝隙,传来阵阵呻吟声,弱弱的。人就像蒲公英,漂泊、游移、行踪不定,热切的眼并不一定能寻找到理想的土地,但总会扎下根来,不管是燥红土还是盐碱地,落了脚就得为生存挣扎。 晏老板只是一个农民,从湘到粤,生下根,开始新的呼吸、适应、成长。他所在的特美声是喧嚣的,而他本人是安静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对比,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广场舞噪声都是特美声制造的,大妈们不介意把音量开得再大些,而他似乎有意把嗓音压低。他很少说话,一路默默地陪同,淡淡地笑着。就像甄子丹演的叶问,那笑有底气,又低调。中国的拓荒者和美国的拓荒者是两种概念,落基山下的牛仔靠“柯尔特”来征服土地和印第安人,渡过黄河和长江的客家人却靠谨慎和克制来寻求发展的空间。生命是不同的,有一种鸟儿,在中国和日本是两种地位。黑黑的飞过,漫天都是,夕阳下的身影发出苍白而又凄美的轻叫。 布衣、庶民,都是黑黑的。耕耘的土地,收获未必就是你的。不仅要洒下汗水,还要露出微笑,像晏老板那样,隐忍而优雅的微笑。榕树垂下几十条气根,它要从空气里捕捉水分。生意人也要广交人脉,为了保护财气不被蒸发干净。特美声传播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激昂的,在城市的广场和剧场的舞台上;一种是低调的,在权力笼罩和心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响亮的和低沉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思考,“它愈想开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愈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厂房、酒店,不起眼的建筑,流水线上默默的工人和机器的嘈杂声,和万达文化旅游城的奢华,石头记的眩目,曼谷园的异彩相比,特美声像是鹅群里的丑小鸭,低调得有些过分。花都的街道,窄窄的,人流、车流,随时都能将它塞满。花都湖时不时能见到木棉,树干上长着许多瘤刺,为了保护自己。树有别称,这个称呼和树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共同处,倒是刺,似乎能听到它发出的咝咝的声音,宛若游蛇。因为刺的存在,人要低下头走路,不然会将目光扎伤。 有一种东西的后代为了捍卫它的祖辈,制造了许多刺,杀伤力是惊人的,甚至让人不能呼吸。在老挝,丰沙旺,穿着长裙的美女,面带微笑,踩在弹壳上。不是她们有勇气,而是习惯了。当忍受成为一种习惯,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就像我们忍受刺。许多真理是用笑话的形式讲出来的,也有许多真理如同笑话。真理是高压锅里的爆米花,会迅速膨胀,真话却是需要慢慢发酵的。 芙蓉嶂的瀑布在阳光下,格外得白,如同石头记里的水晶一样耀眼,但是默无声息,听不到,离得很远。从地面上蒸腾出来的水汽,贴到姑娘的脸上,形成密密的汗珠。花都,亚热带的温度并不高,只是炙烤得时间更长一些,雷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亚热带的人们习惯了潮热,西北的人们习惯了风,这些都是外在事物,存在,却不是生命的必需品。人,需要吃喝,需要排泄,需要性,需要隐忍。隐忍是常常被忽视的,其实人们对隐忍的渴求,和对性的渴求一样,在一个性泛滥成灾的时代,隐忍也是泛滥成灾的。 但是,还是能听到一些发自内心的呼喊,像蒙克的油画,像种子,埋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土壤里,大地的深处,发出幽微的振动声,蚯蚓一样蠕动……雨从天上落下来,你会感到有一丝郁闷,还有一丝清凉,在天与地结合之线,在世界与生命的交汇点,如水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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