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与正视：“打工诗歌”的历史与现状
新世纪以来，在主流诗坛普遍失语、诗歌营养不良、矫情贫血的生态下，“打工诗歌”作为新诗的一个生长点，却早已暗香浮动。它从边缘化状态到进入主流诗坛；从遭受歧视到备受青睐；从诞生到壮大；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过程。“打工诗歌”的出现也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原本不景气的诗坛焕发着活力，同时它也面临着不同的声音和复杂的问题。
（一）汗水和鲜花下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打工潮，这种历史性的人员大流动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最为明显，而又以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最为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记载和反映一代人精神状态和漂泊史的打工文学便应运而生。从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林坚的打工题材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开始，打工文学便在“先走一步”的深圳生根发芽。而此时作为文学轻骑兵和先锋的“打工诗歌”也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但它并没有受到诗人们的关注，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渐渐浮出水面，至于“竖旗组团”那已经是进入了新世纪。
如1994年9月的《外来工》发表了徐非的一首曾“引来三千宠爱”的“打工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同年12月下半月的《佛山文艺》刊登了罗德远的诗歌《打工生涯》；1995年第五期的《诗刊》首次刊发“打工诗歌”《我在广东打工》（柳冬妩）；之后的1998年“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其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同年12月《外来工》发表徐非的《给打工者塑像》一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佛山文艺》、《打工族》、《外来工》、《大鹏湾》、《创业者》、《佛山日报》、《江门文艺》、《新安晚报》、《花城》、《广州文艺》等刊物对“打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佛山文艺》杂志开设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栏目；《打工族》以前的“青春驿站”，现在的“边走边唱”；《江门文艺》以前的“太阳雨”，现在的“诗歌广场”、“诗舞台”；《打工》的“打工诗人”；《大鹏湾》的“橄榄树”等等。另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广东一些诗刊的诗歌编辑对‘打工诗歌’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谭运长、邵鸣川、郭卫东、鄢文江等等”（1）。尽管如此，“打工诗歌”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由于遭受主流诗坛的长期漠视，“‘打工诗歌’也只能无奈地‘拥挤’在几本有限的打工生活期刊上”（2）。
但是“打工诗歌”的“竖旗组团”走向主流诗坛是在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1月《打工诗人》的发起者罗德远、许强、徐非、任明友开始讨论办刊事宜。5月31日，有《星星》诗刊主编杨牧题名，罗德远执笔写下宣言的《打工诗人》报在广东惠州正式出刊，它的第一期刊发了17位诗人的作品，发行500份。然而正是这小小的民刊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的《诗刊》、《诗选刊》、《人民文学》、《杨子江》、《绿风》、《诗林》、《诗歌月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百家报刊杂志大量予以转载，转载率一度高达80%，随后几期的诗报发行量也大幅增加为每期6000份。《打工诗人》的创立和“打工诗人”的集体亮相，“标志着多年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分散的打工诗人开始集团呐喊，显示了打工诗人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底层写作”（3）。与此同时，“打工诗人”柳冬妩也先后在2002年3月的《新安晚报》、2002年第5期的《粤海风》、2002年12月下半年的《打工族》上分别发表了《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过渡状态：打工族的诗歌写作》、《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等文章，积极为“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寻找理论注脚。“同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报告文学《为千百万打工者立碑》，报道“打工诗歌”作者生存状态和办刊历程。”（4）
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几年里，“打工诗歌”可谓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影响度也越来越大。2005年1月国内举办了面向打工族的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在评奖过程中，柳冬妩、何真宗、曾文广、黄吉文等获奖；同年“8月9日《新京报》‘京报诗刊’整版推出了打工诗人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引起诗坛和社会广泛关注。”（5） “打工诗人”柳冬妩同时分别在2005年第3期、第6期的《文艺争鸣》上发表了《农民：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故乡：那一枚坠落的是乡愁》、《盲流：反抗背后的呐喊与疼痛》、《写作: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等文章，以及同年在《读书》杂志第2期发表了《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的评论，这些无疑都在为“打工诗歌”立碑竖旗。
时间进入到2006年11月，《诗刊》首先以“打工诗选”的名义推出了20位作者的“打工诗歌”。这让“打工诗人”们首次在主流诗刊集团亮相，俨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采。也正是这年，据不完全统计，“打工诗歌”界从诞生到今天连续出版了汪洋的《漂泊花季》（1999年）、戈桑《潮湿的心事》（1999年）、何真宗《在南方等你的消息》（2000年）、张守刚《工卡上的日历》（2001年）、柳冬妩《打工诗抄》（2002年）、何真宗《望一眼就心动》（2003年）、徐非《心灵之约》（2003年）、马忠《南方吹笛》（2004年）、罗德远《在岁月的风中行走》（2004年）、刘大程《南方行吟》（2005年）、李长空《李长空诗选》（2006年）等十八部诗歌文本，以及柳冬妩的“打工诗歌”评论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这些诗歌文本及理论著作虽不及主流诗坛的文本数量之多，但它们的诞生已经向主流诗坛吹响了号角。它们用自己的诗歌文本印证着自己的存在和状态。
在“打工诗歌”的发展史上，我们无法也绝对不能绕开2007年5月出版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它是2007年也是“打工诗歌”发展二十年以来的重要大事。这本书选录了从1985至2005年期间的代表性诗歌及理论文章，它的出版在诗坛乃至整个文坛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本诗选的前面有来自《诗选刊》、《星星》诗刊、《作家》、《作品》、《四川文学》等十二家知名文学刊物主编的题词。可以说，它是“打工诗歌”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同年“打工诗人”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这标志着主流文学对“打工诗歌”的关注和肯定。9月份诗人们又在《打工诗人》的基础上创办了另一份面向全国打工阶层的《中国打工诗歌》报。12月份接着又创刊了《中国打工文化》报，这些“打工诗歌”纸质媒介的不断涌现以及“打工文学联网”、“打工诗人网”、“中国打工文化网”等网络平台的策应，使得“打工诗歌”的阵地空前坚固。比起70年代的《今天》以及后来的《幸运者》、《诗参考》、《新诗界》、《诗江湖》、《诗前沿》、《诗文本》、《下半身》等民间诗歌文本，无论从阵容上，还是从气势上都有着诸此不及的优势。“打工诗歌”阵地建设的稳固将使它的发展充满后劲和张力。
在“打工诗歌”稳筑工事的同时，各种诗歌选本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黄礼孩主编的《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散文诗歌卷》、2008年出版的《2007年中国当代诗库》，它们都大量选录了“打工诗人”的“打工诗歌”，其中《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散文诗歌卷》选了近70位诗人的作品，而《2007年中国当代诗库》更是选编了40多位诗人的佳作。大量“打工诗歌”的入选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打工诗歌”应该也必须在当今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也理应受到主流诗坛和评论家的关注。
（二）放眼：风景这边独好
时光进入2008年，我们不能不承认“打工诗歌”正在收获的季节里一路高歌。在2008年走过的岁月里，《上海诗人》、《南方文学》、《金立》、《中西诗歌》等一些杂志刊物纷纷“集团军”似地推出“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这种现象的确让诗人们欣慰。同时，《湛江师范学院学报》、《文艺报》、《联谊报》、《文艺争鸣》等学术文学刊物又连续发表张清华的《底层为何写作》、赵金钟的《诗歌回乡：底层写作的现实意义》、何轩博士的《“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张德明的《论“打工诗歌”的话语谱系》、龚奎林的《“打工诗歌”：底层述写的缘由与意义》、何轩的《打工诗歌与和谐文化建设》、报告文学《他们的名字：打工诗人》、柳冬妩的《身体的真相》、郑小琼的《深入人的内心隐秘处》等诗歌理论文章。由此可见，诗歌理论不但开始得到“打工诗人”们的关注，而且一些教授学者也在给予着关怀。这是“打工诗歌”的幸事，也是喜事。它将为“打工诗歌”的健康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我们的“打工诗人”也正在积极向主流诗坛靠拢。“打工诗人”郑小琼三月份获得了第十一届“庄重文学奖”，并入选广东作家主席团。这说明作为边缘的“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正在和主流诗坛融合。“2008年5月31日，由《打工诗人》报、东莞樟木头人民政府、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单位联合主办，《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香港商报、中国打工文化网等单位协办，重庆万州籍打工作家何真宗任总策划和执行总监的‘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在东莞樟木头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隆重举行。”（6）这次“观音山·首届中国打工诗歌高峰论坛”由《东莞时尚》杂志主编、记者汪洋主持，佛山文学院院长周崇贤、打工作家安子、《工人日报》主编赵亦冬、《佛山文艺》文能、《打工族》副主编盛慧、《江门文艺》编辑部主任鄢文江、《江门文艺》诗歌编辑宋世安、诗人何真宗、许强、罗德远、徐非、许岚、李明亮、任明友、李长空、阿北、林萧、家禾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诗人”100多人参加。这是一场盛会，也是“打工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作用与地位的大讨论。
与此同时，《打工诗人》发起并设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奖”。时隔三个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联合《星星》诗刊社启动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赛”。这是“全国第一次目标瞄准农民工群体的诗歌大赛。对全国诗坛而言是开创性的，将会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7)而它的奖励之高也是全国首屈一指。从这些论坛大赛中可以看出“打工诗歌”的生长环境是良好而优越的，政府和主流诗坛已经也正在为“打工诗歌”的发展擂鼓搭台。这无疑又是“打工诗歌”的幸事。而《2008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也积极在全国招兵买马，力主打造年度精华诗本，为“打工诗歌”立碑立传。
有一组数据是这样的，截止到2008年12月1日，以百度为搜索引擎的搜索显示：“打工” 两个字有网页约38,800,000篇；“打工文学”四个字有网页约68,400篇；“打工诗人”四个字有网页约21,100篇；“打工诗歌”四个字有网页约794,000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接受，也正以日行千里的速度发展壮大。另外，据农业部统计，2007年全国农民工已达到2.26亿，这将给“打工诗歌”的发展提供广大的舞台、市场和生力军。
“打工诗歌”从诞生到持续走热，向世人证明了它已经作为诗坛的一支生力军而存在，它的发展与繁荣将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它的艰难历程与深深足迹将永远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自视与他视的镜子，这将为我们诗歌的批判与建设提供有力的工具。
二 “打工诗人”：背负着农村的城市浪子
作为“打工诗歌”输出者的“打工诗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特殊的歌者，是走在路上的行吟诗人，是背负着浓浓的乡情在希望与失望中把自己搬来搬去的城市浪子。他们有着标志性的名字，有着不同寻常的精神和生存状态。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的他们，演绎着一代流浪人的命运。
（一）模糊的定义与无谓的命名
对于一个新生的事物或现象，人们总试图用语言给它以定义，或是贴上标签，以便称呼、理解和研究，“打工诗人”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从最早对“打工文学”进行研究的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说起，他对“打工作家”的命名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对打工作者的身份由“基层打工的业余作者”到“一批关注并深入打工生活的有才华的作家”，再到“下层打工者自己”的界定来看，这种定义并不是十分准确。由此推及“打工诗人”，同样也不甚严密。我们从诗歌的创作主体来给它一个诠释，它显然包含着基层的打工业余作者和写“打工诗歌”的文人作家两个群体。但无论定义准确与否，“打工诗人”的标签总算是名正言顺地贴了上去。
从话语权的分配状况考虑，他们似乎并不乐于接受“打工诗人”这种可能带有歧视色彩的标签，有些诗人甚至带有明显的抵触心理。如作为诗人和评论家的柳冬妩认为“‘打工诗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了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现实的出离，他们对‘打工诗人’这个称谓的难言之隐，从本质上讲，正是一种本能性的文化警觉，从社会的公正角度看，必须淡化现有‘打工诗人’的身份” （8）。他甚至说：“对真正的诗人而言，任何类别的标签都带有贬义。”（9）然而，《打工诗人》的编委许强则认为“打工诗人”“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是在社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文化类别，既不是自己提出来的，也不是某某人提名产生的，就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特征的身份象征”。“‘打工诗人’这个身份象征仅仅是一个代名词，只是区别其他诗歌流派的一个代号，除去代号，诗歌作者的作品不会因此更加富有文学气息，加上这个代号，作品更加不会贬值”，而且他强调“事实已经证明，带着‘打工诗人’这个称谓，已经走出了许多知名的诗歌创作者”（10）。
其实，所谓的“打工诗人”，它并不是什么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它同“大学生诗派”、“朦胧主义诗派”等称谓一样，只是从不同的身份或特色来加以命名而已，是一种姑妄称之的名号，只是为了区别其它类别而已。因此，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称号而怀疑作者和作品，它们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也无需反复纠缠它的意义。像诗人中原马车所说：“如果过于关注一个诗人的社会属性，就会忽略其艺术品质，会降低对艺术的要求”（11），因而，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作品的意义与诗人的内心，是诗人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二）阵地上的号手及状态
作为“悬浮一族”的“打工诗人”，他们有着平常打工者所缺乏的敏感与灵感，他们用文字记录着时代的脚步，抒发着内心的孤独与痛苦，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诗歌创作这条路上，他们同许多打工者一样，品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着人间的屈辱与辛酸。然而在“打工诗歌”这块贫瘠而又激情四射的阵地上，他们抵抗着命运的捉弄，用饱蘸真情与泪水的笔头书写着梦想与现实，使民间诗坛的这方阵地日益巩固和壮大。
在这个以《打工诗人》等刊物为阵地的民间诗坛上，活跃着不计其数的“打工诗歌”爱好者与写作者，而且已经向读者和诗坛输送了一批有名气的诗人，如许强、徐非、罗德远、任明友、张守刚、柳冬妩、何真宗、家禾、方舟、刘大程、郑建伟、许岚、王甲友、谢湘南、郑小琼、曾文广、卢卫平、黄吉文、李明亮、张绍民、汪洋、李长空、辛酉、白连春、子虚、宋晓贤、安石榴、沈岳明、江非、游离、郁金、王晓忠、唐以洪、魏先知、知闲等等。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又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他们为共同的命运所推，又为共同的兴趣所引。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
从他们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诗歌的激情是火热的，而他们的经历又是沧桑的、辛酸的。像出门被窃、捡食果腹的徐非；白日加班、半夜写作的何真宗；四处流浪、八方奔波的阿鲁；因书被拘、年仅十七岁的任明友；辞村官南下、被卖猪仔的罗德远；饱受失业与流浪的许强；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谢湘南；负笈离乡、不安现状的曾文广；历经坎坷、四处求居的许岚；忍受伤残、热情执着的张守刚；因诗被炒、坚持写作的沈岳明；“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的郁金；身体羸弱、负痛离家的刘大程；为避查夜、反锁自己的郑小琼，等等。他们无不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同时恨着也爱着这个世界。
他们“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抹杀的创痛，迎着都市文明无边的诱惑，他们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12）” 他们“这些忧郁的歌者/用文字的腮在钢筋水泥中/寻找气孔和养料。” （吴作歆《城市的歌者》）他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没文凭的人/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说梦话的人/一个忧郁的影子/一个行走不宁的人/一个试用期中的人。”（谢湘南《试用期与七重奏》）这众多的身份究竟是一种什么身份？“当城市醉了/却有一个人醒着/他守着一盏沉思的灯/守着这座失去笑容和问候的城市/让笔和纸亲切地对话/他的名字叫‘打工诗人’。”（曾城《城市醉了》）然而，“打工诗人”是一个真正的身份吗？它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用于抚慰心灵和精神的歇脚的枝头，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流浪者，真正的状态是在路上。他们“像一滴油/漂浮在水上”（风童《悬浮》），他们是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 （辛酉《我们这些“鸟人” 》）。“这些年，我似乎只是忙于/把自己的身体/从一个城市搬运到/另一个城市/就像我曾经把热爱/从一个女人搬运到/另一个女人。”（向阳《在路上》）他们“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一切/我把微弱的触须/伸向感知的岁月/希冀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罗德远《黑蚂蚁》），虽然“他们执著地把忙碌搬到城里/把简单搬到城里/把未来搬到城里”，他们“以她们的小，以她们的轻/以她们的坚韧，爬在/命运的脉络上”，她们“卑微地活着，并深深地/爱着”（郁金《路边的蚂蚁》）。
在打工的日子里，他们不得不忍受老板们冷酷的面孔和近乎恶毒的言语，而他们“那些敢怒不敢言的眼睛/流露出的忧伤/只能在黑夜里掩埋”（张守刚《在工厂（二）》），他们孤独地漂泊在异地他乡，这种无根的流浪，让他们永远觉得是城里的客人。作为一个打工者，一个打工的诗人，自然界的每一样事物都可能拨动诗人的敏感心弦，都可能使寄人篱下的游子感慨万千。出于诗人独特的思维和气质，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忧郁的，这就让他们不得不在那些本没有感情的事物身上寻找寄托，把它们当作朋友和亲人，从而发出如此的感叹：“静静地、轻轻地落下来的雪花啊/真诚地抚摸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你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外乡人/而不落向我的头顶/漂在北京/我幸福地发现/每一片雪花都是我的亲人”（郁金《北京，一月的雪》）。再如“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郁金《蚊子，请别盯我的脸》），“收音机是我的亲人/打开她我才睡得踏实/我愿意是一个真的哑巴/那样我只剩下倾听”（谢湘南《一台收音机伴我入睡》）。
在许多时候，他们一直都在城市和城市，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在城市，“没有根能在玻璃上长出叶子/在城市 卑微与屈辱/是睡上下铺的兄弟/城市抛弃你 如同堕落的富翁/抛弃一枚硬币 既然如此/你就抛弃城市吧 和你的梦想一起私奔”（卢卫平《抛弃城市》）。昨天他们为了生存，逃离了农村，而今天，他们在悲哀与失望中又想抛弃城市，他们终于明白“是什么东西/被蜂拥而至的热情淹没了/不是那么多城市不愿留下这个人/是一颗心 不肯收留另一颗心”（小米《广东》）。现实的残酷与无奈不得不让他们这些“多年不问农事的人”终年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
“‘打工诗人’是村庄丢失的一块块奔跑的乡土，是乡土中国裂变而产生的诗歌因子，是将挎包当作家园背在背上的异乡人。（13）”又是走在抑郁路上，抱困城中的自己的搬运工，是一群用诗歌书写着命运的流浪汉。
三 “打工诗歌”：第一生存中的心灵歌哭
“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打工诗人》“宣言”里这样写道。“打工诗歌”不是学院派躲在屋子里引经据典的呕心创作，也不是某些知识分子殿堂里朦胧玄奥的低吟浅哦，而多是些底层打工者自己在艰苦的生存状态中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作品。“打工诗歌”有着它不同于一般朦胧诗、下半身写作等诗歌流派的特色，它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以真实情感为依托；以通俗的语言为工具；以低文化的打工者为诉说主体；以“都市恶，乡村美”的观念为基调定位的写作。
（一）现实下的真情复归
“打工诗歌”真正的意义在于它的内容表达和真情抒发，因为它的特定内容和出生地决定着它的自身体现着民间写作浓厚的因子。其实，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间写作的一个延续，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于坚为代表的先锋诗派的发展，它的许多成员，像宋晓贤、谢有顺、谢湘南、张守刚、杨克等等，都被认为是以于坚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大旗下的分子。在题材的生活性、琐碎性、现实性；语言的俚俗化、口语化方面，“打工诗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有人说，“打工诗歌”不具有前卫和先锋性，因而打工作品既非先锋之作，也非试验之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肯定，那就是“打工诗歌”在内容方面培养了诗歌新的生长点，拓展了诗歌的题材与写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某些主流诗歌的坚忍晦涩、矫揉造作、真情匮乏的藩篱，回归了真情的本真。“打工诗歌恢复了诗歌原有的初始性、独特性和纯粹性，并把这种鲜活的感觉直接带入行文之中。（14）” 如果说舒婷、顾城们的“第三代”是以高蹈的先觉者、思索者驱逐了“号角诗”的虚假苍白，那么“打工诗人”则是以平民的姿态把诗歌的真实与通俗带到了民间。
“‘打工诗歌’与其它类诗歌相比，有它自己的现实特性。打工诗人背着生活的褡裢，背对城市的浮躁与浮华，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壤一路挣扎着。肉身的苦厄、命运的多舛、社会的不公”（15） 使他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6），抒写的都是心底流淌的血泪文字，是最本真、最原始、最浓重的感情。它具有着生活真实、写作真实、内心真实的特性。
诗歌是具有着强烈抒情性的文学形式，抒情性是它的本质特色，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诗歌。而具有着情感真实性和可触性的“打工诗歌”正体现了诗歌这一最本质性的特征。“打工诗人”用诗歌最敏感的触角触及到了现实生活的真与痛，就如罗德远的“黑蚂蚁”，它“匍匐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一切/我把微弱的触须/伸向感知的岁月/希冀收获一个流动的声音”（罗德远《黑蚂蚁》）。词人王国维说过，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可以说“打工诗歌”正是这种最真实、最朴素的体现。
“打工诗人”郑小琼说过：“我觉得好诗首要的标准就是感人的”，“有时，翻开张守刚的诗，不忍卒读，一读，又是一把辛酸的眼泪流下，因为它太真实了，与我们太近了”（17）。如张守刚的《站台》，“列车终于无法将我消化/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我吐在迷惘的站台/旅途已经结束/而流浪还没有真正开始”，再如“在工厂作车位工/每天穿针引线/却将针扎进自己的心尖上/那个痛啊/是湖南小妞抛弃他的那种”（张守刚《和工友聊天》）。“那个被孤独围困的女人/那个穷得只剩下/奢侈的女人/怎样摆首弄姿/等待有人去敲响她的门环”（张守刚《海富大厦》，这些平凡的诗句写尽了诗歌的酸与痛，让读者的心经不得轻微地震颤，泪就落了下来。
这不是心的脆弱，实在是诗歌的情感力量太过强大。就如诗人马东旭在《度》中所写：“我的诗注入太多的泪，一掐，便是烟雨蒙蒙。” “打工这个词/常从优秀的词典里掉下来/光着身子在街上游晃/念它的时候/常产生一种感觉/痛”（方舟《打工这个词》），“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许多的文字像血一样，从一个时代的伤口/破闸而出/我的笔舔着浓重的腥气。”（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当一个词因为沧桑而具有感情的时候，它的入诗就是它的复活，而这首诗也绝然是血泪的歌哭。
他们“只有用诗歌忏悔/只有请农具和牛们原谅/虽然我搁浅了农事/但同与庄稼一道呼吸”（徐非《眺望萤火点燃的乡村》），在“日落之时/开始烧烤/一天的饭食和收获/搅着泪水和希望咽下/在天亮之前/消化”（寂寞《求职者的一天》）。再如谢湘南的“我想到 我的青春/坚硬得像一块石头/如果不在城市里打水漂/就会沉到乡村的/寂寞的淤泥里。”（谢湘南《我将一无所成》）对于一个有着青春抱负的诗人，命运并没有给他理想的生活，他们要不在农村里沉沦，就在城市里打水漂，无论到了哪里，命运里都藏着一个词：沧桑。就如诗人所言：“我呆在深圳/这与一匹羊或一头牛呆在深圳/没有区别。”（谢湘南《呆着》）“打工诗人”的命运就像“临时工/方便得如盒快餐/在随便的地方/花点随便的钱/被别人随便地提走。”（樊冰《快餐盒》）诗人用近乎撕裂的意象抒写了一代人的命运，犹如顾城用简单的诗句描述那样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也正像许强在他的打工诗中所述：“我看见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 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许强《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
“打工诗人”的特殊处境和生存状态让缪斯赋予了他们不凡的情感力量。他们的遭遇注定他们的创作是在灵魂的阵痛中完成，也注定他们要在现实的诗句中歌哭。
（二）浓浓的乡愁淡淡的爱
在“打工的日子/常如游击队的故事/东奔西跑”（黄品功《面试》），“流浪诗人走了/谁也不知道流浪诗人/去了哪里”（未君《流浪诗人》）。这些漂泊的浪子，这些走在城市与乡村线上的诗人，注定一头牵着故乡深深的情，一头系在城市里冰冷的机器上，因为田园式的乡村有着诗人们的根，有着诗人的亲人，有着诗人所熟悉的一草一木，而工业化的城市又寄存着他们美好的梦想。在这种现实和理想产生巨大反差的时候，是逃离，还是回归？他们的经历和状态决定他们的爱情是苦涩的，这两种最常见的意象就构成了“打工诗人”笔下的两大痛苦主题。
首先，在“每一个诗人身上都兼有‘出生地’和‘异乡人’这两个心灵标记”，“因此，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故乡，叫‘出生地’，一个家在心里，叫‘异乡’。诗人的写作是在这两个家之间奔跑和追索。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回去，你此刻在家就永远在家，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诗歌永远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18）。所以，在他们诗歌里，既有浓浓的乡愁，又有淡淡的哀伤，在诗人那里“稿纸是块海绵 轻轻擦去/一个时代眼角 饱满的泪水”（许强《乡愁》），在他们“简陋的住处/用报纸和乡愁装饰/在他们心里 把异乡 当成故乡”（张振《兄弟》）。在当下，诗人是时代敏感的触角，他们见证着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真正生活和内心世界，也倾听着每个异乡人关于故乡的那首曲子。
在他们的诗里，古老的村庄是安静的，“该进城的都已经进城/只在村里的大地/用减法减完的村庄/只剩下寂静在村庄里/像风一样到处生长”（张绍民《寂静》）。“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上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陈衍强《农村现状》）在那个“出没的只有老人与孩子的”村庄，“他们不愿再回老家去种地/他们宁可在这儿受城里人的气”（张德明《打工仔》），因为“这双多年不问农事的手/已经无法将/长满荒草的土地/铺成绿油油的稻田”（张守刚《我在工业区想着稻田》）；“因为家乡人忙着迁移/大花房和广州的梦想”（曾蒙《家乡》）；似乎还因为“我好像/不再热爱自己的家乡/和故乡的女人”（韩少君《来到城市的民工》）。
难道是他们真的不热爱自己的故乡和女人了吗？诗人是这样回答的：“当我生活在村庄里/村里的一切都陪着我/当我离开它/它仍旧在我的身体里/在远方我带着它生活。”（张绍民《远距离》）其实，诗人只是故乡丢失的一块奔跑的乡土，“这块乡土回故乡一次/故乡把它没有丢失的一百多斤找回来了”（张绍民《一百多斤的村庄》），自己就像一张车票，在不得不上路的时候，“梦中的一痛是汽笛的一声/车票离开叫做站的亲娘”（子虚《有谁知道车票的故乡》）。在异乡流浪的诗人多想“讲一句最乡最乡的乡音”，“哪怕只有一个字/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就不会孤单”（卢卫平《拜访老乡》）。在漂泊的异乡，月亮“自流水线上/缓缓升起/你是一枚公用的船票/夜夜渡我回家”（王忠《打工者的月亮》），而“别人的月亮圆一回/我就掉一次眼泪/暗从乡愁中醒来/看见最早的一颗露水”（子虚《漂泊》），这露水何尝不是诗人的眼泪，那“眼泪里/一颗是爹/一颗是娘”（徐道勇《望一眼包裹眼里就有泪》）。故乡作为诗人的出生地，无论它是破败不堪的，还是荒冷孤寂的，乡愁都更“像他嘴里的半支香烟/欲戒不能”（曾文广《戒不掉的乡愁》）。诗人们直等到将要过年的时候，“从他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带回老家让他们去看看/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卢卫平《在水果街碰到一群苹果》）。
其次，相对于浓浓的乡愁，诗中所体现的爱情却始终是淡淡的、涩涩的。像张燕诗里所说“你穿上我送的红裙子/你显得更妩媚/你就要回家相亲/你叫我忘了你/可我忘不了爱情”（张燕《打工仔的爱情》），“你曾经埋怨/我把你忘怀/只怪我的口袋/不敢向你表白/多少个孤星伴月/我伏在铁桶上写信/为的只是给你/九毛钱的关怀”（刘大生《九毛钱的爱——致礼燕》）。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着热烈的追求，有着炽热的爱，然而他们的存在状态却让他们的爱情灰蒙蒙的，处处罩着一层阴霾，时时透着一股忧伤。对于许多诗人“爱情只是漂泊的行囊/她比母亲更亲 比女儿更近/如今的新房/关不住一枝红杏/一夜杏花 一河春水/楚楚动谁/我多么不愿一语道破。”（子虚《爱情是一只漂泊的行囊》）
当诗人流浪的时候，爱情就像速食面一样，诞生又消失，迅速地从这个人搬到那个人，这让许多钟情于爱情之神圣的诗人怀疑着这份真谛。“一张怀春的车票/从我的心上碾过/让我感觉爱情的麦芒/是雨 长芒短芒/仿佛泪水 滴穿石头/把月亮的那半好时光留给你/把月亮的那半刀光留给我。”（子虚《爱情不是毛毛雨》）钱钟书说，爱情之于女性是一种职业。但在郑小琼那里，“我把自己安放在不停运转的机台上”，“我在机台上为自己的爱情/开着一扇小小的门，二十一世纪五金厂的女工/她的爱情不需要玫瑰，从绿色开关或者白色合格单上/辨认爱情的颜色，声音与气味，鸟儿从窗口飞过/我的生活朝着向北的方向移动，马车远去，空气流动”，“五金厂，喘气的机台上摆着我五年的生活……它们/在黄麻岭的某一个角落沉默，一直沉默，无人认领/我曾经有过……一次又一次爱，过失，它们去了远方/不再回来，像穿过黄麻岭的河流，它们早已入海/我还站在五金厂的机台前，眺望有过的诺言/爱，青春，它或许会在哪一年，乘着一辆公车来临”（郑小琼《机台》）。在她的诗句里，对真爱充满着期盼，这颗心是炽热的，而铁的机器却是冰冷的，爱情是柔软的，而钢铁却是坚硬的，这里充满了冷与热、软与硬的命运较量。五金厂里的爱情不需要玫瑰，这份忧伤是浅浅的、淡淡的，却也是痛痛的。而在郁金那里，“它举着爱情的灯笼/独自熬到天明”，“一个人在清晨深处打盹/让欲望醒着，让激情睡去/是多么残忍”（郁金《让爱杀死你》）。然而为了那份淡薄的爱情，为了明天的朝阳，他们必须活着，这样或那样地活着。
（三）理性的拷问与沉思
当我们微醉于“打工诗歌” 浓浓的情感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理性之光。“打工诗人”在倾诉一腔热血和愤懑时，并没有只停留在泪水和感伤之上，他们也开始用理性的思维对现实的生存和状态予以反思和追问。他们关注着那些孤独、失落、痛苦、怨愤、惆怅、不公、耻辱、迷茫等等精神质感，同样也关注着人的价值与意义，关注生存的实质和事物的真谛，而这些具有着哲学意义的抒写无疑是发人深省和震撼人心的。
从谢湘南到张守刚，诗句里无不充溢着对时代、对生存的关切与悲悯。他们关注农民，关注工人，关注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人。在这里，有诗人良心的呼喊，也有默默的祝福。在谢湘南的一首《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中，面对纷纷抛妻别小、离家进城的农民，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而又基本的问题：“我们进城干什么？”，而那不是答案的答案让我们不禁陷入沉思，“进了城再说”。这既是对农民盲目逃离和向往的追问，又是对当下农民状态的深刻反思。如果说，不停迁移的“他们要用热爱金钱的痴狂/去终结一个时代”（谢湘南《结束》），那么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一个月前，在机器前/拼命干活三十天/我要的只是五百块工钱/一年，背井离乡/打工三百六十天/我要的只是一张火车票/千辛万苦/回到久别的故乡/我要的只是父母和孩子脸上的笑容/一生，这样饱经沧桑/最后死了/我要的只是一捧收藏我的泥土/我要的是不是太多/难怪，我要的/实现起来如此艰难/要怎样，我才可以要的再少一些儿/要怎样，我才可以既活着又什么都不要。”（白连春《地下室》）这首诗似乎用反语和诘问的口气向我们回答了上面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工厂像一只瓶子/多少饱含忧伤的水滴/就这样在希望中聚拢/又在失望中消失。”（马忠《招工》）“十年一觉啊，青春已被挥霍/遗落在南方的那些工厂里/能重新拾起来的/只有零碎的记忆。”（张守刚《打工生活》）面对这样的结局，诗人们又提出了进一步的反问，对于那样一座我们曾经憧憬的城市，“我会在某个夜晚突然消失吗？/从这个城市或者就从这世界”（谢湘南《放弃》）。这样的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想逃跑/又想留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有点依恋”（谢湘南《孤独的城市》）。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们时刻面临着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毫无意义的，是徒劳的，抑或是无奈的。他们回家，看到的是“熟悉的人越来越少/陌生的狗越来越多”（柳冬妩《空心的村庄》），“回到了家里/就像坐客一样”（张绍民《回家就像坐客》），而“有的人再也见不到了/他们在泥土里/守着村庄”（张绍民《提前》）。这使流浪的诗人永远地留在了路上，故乡的疏离与陌生化，彻底让诗人们成了时代的浪子，成了不再能找到回归与逃离意义的陌路人。
像游离所写，“一个人的路是没有路，一个人的/日子是重复的日子，一个人的/心是空的，又是满满的”（游离《一个人》）。诗里充满了出路与无路、希望与绝望、有序与荒诞的矛盾，这也正是诗人对个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拷问。又如柳冬妩的《厂证》，“在压了膜的世界里/看着外边很精彩/自己却透不过一口气”，同样也是对这种内外反差的审问。再像“这条鱼，不在我眺望之处/也不在我回忆之处，如同我现在的生活”（郑小琼《奔跑的鱼》），正也道出了这种荒诞与无意义的秩序状态。
作为“打工诗人”精神宣泄与升华的“打工诗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现象，它不是谁提出来的，也不是经济炒作出的泡沫，它“是对浅薄媚俗诗歌习性的唾弃，是对伪现代派虚骄惰情的鞭笞，是对诗歌本质与个性生命本真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回归，是诗歌真实品格和良知的失而复得”（19）。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由“高山流水”下嫁到“下里巴人”的尝试；是真正意义上“底层身份”与“底层写作”的对接；是真正意义上表达底层诉求的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第一生存中的心灵歌哭。
四 “打工诗歌”理论探究
从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最早的新诗作品《白话诗八首》（胡适）开始，中国的新诗理论在探索的路上就一直没有停过。从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探索到朦胧诗的走热，再到当下“打工诗歌”的出笼，我国的诗歌理论一直点缀着中国的诗坛，指导着诗歌的创作，然而它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当下的诗歌评论也多借用着西方的话语，而对于近些年才出现的“打工诗歌”，它的理论性研究更是明显滞后，甚至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一）诗人与诗歌建设
下面主要从“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两个方面作宏观的探讨。以求发现作为“打工诗歌”言说主体的“打工诗人”在理论上的现状与发展，以及作为阅读文本的“打工诗歌”的当下理论研究与批评。
1.诗人队伍及建设
其一，创作主体与责任。作为“打工诗歌”言说主体的“打工诗人”，他的建设与发展对“打工诗歌”的进步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他们“正在经历中国当代史上最剧烈的一次精神裂变，有一种走出中世纪的解放感，又有一种文化失落的茫然感。他们顾不上对文化深度的思考，终极性、人文精神、文学性一度失落，故事取代了语言，经验取代了文学，认同取代了反抗，颓废取代了救赎。不少作者放弃了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一些作品散发着强烈的功利性，另一些作者干脆把文学创作当作倾诉个人经验的文字行为。（20）”
海德格尔说过:“凡是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的诗人。（21）”而“打工诗人”，他本身和其他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必然的责任感，而是他们诗歌创作的行为赋予了他们另一种非同寻常的责任和使命。他们的这种身份要求他们在诗歌创作时，必须带着民族的良知，带着对社会的关注，对贫困的怜悯，对他人的爱。像柳冬妩所说的，诗人即使不能成为打工族的精神拯救者，起码也要成为自己精神上的上帝。
其二，队伍与诗人建设。首先，诗歌的非流派化要求“打工诗人”不要搞圈子、立山头、拉帮派，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他们的团结与合作。从诗歌的创作规律和过程来看，诗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诗人的创作行为并不需要在组织的指导与协作中完成。但是，鉴于诗歌的发展与理论的完善，这就要求“打工诗人”在个体极其弱小的状态下，走到一个旗帜下来（但这并不等于取消其创作上的个性与独立性），“团结中国一切具有打工身份的诗人，团结中国一切写作打工题材的诗人”（22）。所以，对于“打工诗人”队伍的建设来说，像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里的打工者都应该是“打工诗人”队伍的团结对象，而不能仅仅限于广东沿海地区，这也将是一小步后的一大步。但作为民间（姑且这么说）的诗坛，民间自身有着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因而作为“打工诗歌”这个民间诗坛，它的鱼龙混杂还要求它自身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净化和过滤过程，以保证“打工诗人”队伍的纯粹性和优良性。
作为这个队伍中的“打工诗人”，同样也面临着锻造和再加工的艰巨任务。他们所从事的行为和自身发展要求他们必须将学养与理论相结合，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提高语言驾驭能力、生活反思能力、诗歌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在体验生存状态的同时挖掘出更深刻、更本质、更诗意的东西，以提升自我的境界和层次。
2.“打工诗歌”的流弊与文本建构
“打工诗歌”虽有着其它诗歌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但却也正像评论家雷达所言，目前“打工诗歌”中呈现的更多的是粗俗的东西。这一点，每一个“打工诗人”都无法回避，都应该做深刻的反思。它语言上的粗制滥造、个人话语的自我重复、艺术审美上的缺陷、诗性诗意的不足、文学思想性的残疾、情感上的直接宣泄都透露着其自身的弊病。
其一，口语化与叙说型语言。诗歌作为艺术中的艺术，首先它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是诗的肌肤，是衡量诗歌是不是诗歌的标准。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必须是一个驾驭语言的大师。而当下的“打工诗歌”在语言艺术上明显处于“贫穷、饥饿”状态。它的创作主体的综合能力决定了它的语言具有着天然的淳朴、通俗，充满着自然的风土气息。但在对语言的驾驭上，“打工诗歌”更多的是一种灾难性的缺陷。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附会》中说，“情趣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而这里的辞采即是指语言的文采。古人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3）。如果是文而无采，则其就不能很好地流传下来。大凡古之诗文，流传甚广者，多以文采优雅而著称（但这并不等于说，平实通俗的文学就没有流传下来）。而像大跃进时期的诗歌运动，尽管每个人都能写诗，也都在写诗，诗的产量也不可不谓之壮观，但真正流传下来为人们所吟诵的又有几？至于“打工诗歌”，我们可以说它是民间写作的典范。而作为民间写作（有人甚至称它为真正的底层写作）的它，本身就有了民间写作语言的特色。它的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甚至是粗粝性，都是民间写作的专利。
抛却这种语言风格的优越性不谈，只说它口语化语言运用的流弊。有诗人说过，写诗就是说话。似乎新诗运动的主将胡适也讲过同样的话，他的大意是，话怎么说，诗就怎样写。就诗的本身属性来说，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文学中的文学，与生活中的语言直接划等号，这本身就是讲不通的。像民间诗人的代表韩东所主张的“诗到语言为止”，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提法，是对不能很好驾驭语言的一种开脱。以致后人在评价他们的诗歌时毫不留情地说是一堆“语言垃圾”。更有甚者，是狂嚣“要让诗意死得难堪”的沈浩波们，用肮脏污秽的词语装扮着诗歌圣洁的身躯，可以说是对诗歌的直接摧残与亵渎。我们完全有理由利用语言或材料培植诗歌新的生长点，但我们绝不能因之而侮辱神圣的诗歌，使这个文学中的文学沦落为非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借用语言而使缪斯放荡和沦落的行为都是不负责的，无聊的。如果说粗粝俗烂的诗歌存在是合理的，那么只因为有诗人还把它称为诗歌，还有评论家一厢情愿为它买单。
“打工诗歌”至今不为一些人认可，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它的语言。有诗人说过，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诗歌，只因为看到它还在分行。虽然这样的说辞不无偏见与尖刻，也有失妥当和公允。但我们不能不给予这出于对生存方式进行平心静气关照而走在口语化道路上的“打工诗歌”以反思。它的“口语化”以及“后口语化”写作在对抗意象诗艰涩、玄奥、造密码、不讲人话等弊端的同时，部分诗歌似乎已经流落到了俚俗、粗鄙、平白的语词堆积、词语集中营与语词展览，甚至是词语垃圾或是野性霹雳舞，造成了语言的大量浪费，减损着诗歌的含蓄与凝练。像辛酉的《我熟悉的这座城市》中俗字粗词的运用；谢湘南《数字》、《农民问题》中数字、符号与短语的海量堆积，全然不见了诗的韵味。
再如刘虹的《打工的名字》也尽是词语的列举与罗列，使诗歌缺少了应有的诗意。再有张守刚的《坦洲的最后抒情》，“南洲路。金斗大街。大兴街。工业大道。/河边街。桥头巷。康泰街。又有巷。/申堂村。七村。十四村。龙塘村。/月环村。 上涌村。十四围。十五围。/从第一工业区到第二工业区/要经过一座桥/从第二工业区到火炬开发区/要经过两个村/……/这些地方/他比一个本地人还要熟悉”，“电子厂。鞋厂。制衣厂。玩具厂/手袋厂。机械厂。饮料厂/五金厂。针织厂/制帽厂/手套厂/厂/厂/厂/厂/厂/厂/……”如果诗歌是这样创作的，那么我们的创作是否应该反思？诗歌的口语化从学理上讲也是不可行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有创意与深味的经典口语入诗。古语说，“诗以蕴藉为主”、“直露无诗”。而诗作为情感化的语言，它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个性的日常语言。海德格尔说过：“本真的诗绝不是日常语言的较高品类。（24）”
其次是诗的叙事性。程光炜说，诗的叙事性是对语言的充分挖掘。西川也说，诗歌要向世界敞开，也就必须向叙事的诗歌过渡。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即叙事性诗并不等同于叙事诗。对于“打工诗歌”来说，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叙事性较强。有人说这种“平和、冷静、透明的叙事，清新、口语化的陈述，文本最大限度地向现实和读者敞开，改变了抒情主体高高在上的牧师上帝角色，拉近了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欣赏者更容易探寻到诗人独特、深层的生命体验，增强了文本传达的有效性。（25）”的确，平实的叙说让读者的阅读不再有难度，以及高不可越的门槛。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叙事性诗要求我们首先“发现能够构成诗篇的材料，进而通过对这些材料的重新筛选，找到可以成为诗篇的有用的成分”（26）， 而不是把诗歌写成充斥着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或平淡无奇的意象罗列的流水账诗、生活事态诗以及体验诗，甚至是生活日志。它不是对生活只做肤浅的摹写或直接地复制、粘贴，也不是臃肿拖沓的泛泛叙事，更不能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以为在现时代最朴素和诚实的写法，就是这种再现和呈现式的表达”。认为“他的所有主题都还原为‘生命’、‘命运’、‘生存’这些初始的概念，而不只带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那些层面。（27）”
从诗歌特性上说，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抗陈述性的文体。所以，这也为我们“打工诗歌”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我们泥沙俱下的“打工诗歌”似乎把这种要求当成了一项福利，创作出的诗歌普遍价值不高，思想艺术低下。诸如王顺建的《打工仔杨平、曹连成》、伊莎的《中国底层》、江非的《王根田》、散心的《二手货》、老了的《李小姐的皮肉生涯》、谷禾的《宋红丽》、李长空的《我拾到一张身份证》等等，似乎都是在泛泛的叙述，并不见多少日记以外的诗的新意。尽管它们中有的还曾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被评论家们誉为一种对现实关照的零度抒情。但作为诗歌，它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最多只是听了一个不甚精彩故事后的沉思。而这种功能和责任并不单单属于诗歌，与其这样倒不如小说来得更真切、更细腻、更感人。应该说，这里，诗歌在叙说方式上是对其它文体的越位，它的语言并不需要它承担这种繁重而平泛的叙说。
如果说“打工诗歌”不能在以上两方面认清形势，就会让诗歌成为语言的试验场或集中营，同时缪斯也面临着被驱逐和下放的危险。“打工诗歌”也会在时代的潮流中渐渐褪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漉。诗歌的社会功能和现实价值固然重要，但作为“打工诗人”，不要总反复地强调“诗歌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是要反思一下“我们真正能为诗歌做点什么”。如果想要使诗歌为我们服务，首要前提便是我们要对诗歌负责。
其二，“打工诗歌”的文本建构。“打工诗歌”最大的特点即是理论倾向鲜明，更多关注生存现场及生存经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冲击。
首先，“打工诗歌”作为非主流诗歌，不要总是强调自身的优势性和特性，或是抨击主流诗人的外行与高蹈。因为“在边缘和中心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差异，更重要的是交流、制约。（28）”所以，“打工诗歌”更应该做的是积极地从主流诗歌中汲取营养，来完善和发展自己，而不是强调门户之见，持拒斥排揎的心理。它应当既要保持自身的语言清新淳朴，又要避免某些主流诗歌的玄奥荒诞；既要反对上个世纪“大学生诗派”的反意象、反象征，“非非主义”的反抒情论调，又要防止诗歌创作中的极端个人化倾向。因为意象是诗情传达的基本结构单位，象征则是诗歌蕴藉的常用修辞，而抒情是诗歌的第一特性，是诗的本质。
虽然有诗人认为，最真实的才是最感人的，才是最人类的，最时代的。但写作的过度个人化就会使写作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经验绝对服从于自我，导致对个人言说方式的过分肯定，甚至将个人的臆断强加于他人，而忽视诗歌的普遍标准。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个性化的结果是诗歌的与世隔绝，它只有‘自我’而无视社会与群体的诉求”，它只会“陷入自恋，沉迷于自我抚摸”（29）。但我们需先明白，个人化写作并不同于个人写作或是风格写作，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因此而丢掉个性，放弃风格，因为诗歌写作是最能体现诗人的个性特点和内在心灵的写作。
其次，“打工诗歌”的创作应该不失诗歌的基本准则与规范。像王永所论述的那样，“它应当遵循其自身的写作伦理法则，即用‘一种审美的角度，一种沉着的专业态度’，通过‘技巧’和诗歌形式，来成就‘能够保持苦难的重要与质感的、具体的诗歌文本。尽管‘和充分成熟和定性的传统（旧)诗不同，新诗至今是一个尚未定型，尚在试验中的文体’（钱理群）”(30)，但我们的新诗近百年来还是有相应的理论标准可以遵循的，这正也是我们把某些东西称之为诗，而把另一些文字不叫为诗的缘由之所在。而就“打工诗歌”而言（甚或其它自由诗），我们应当关注一下诗歌的格律与音乐性。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的诗歌创作并没有为新诗的发展寻到一个很好的出路，似乎还将现代诗引入到了窒息的死胡同。现代诗在评论界的沦落以及旧体诗的绵而不衰甚至复兴之势，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是不是该从旧体诗中汲取营养？
作为诗的音乐性，不论旧体诗还是新诗，都是不能抛弃的。我们的诗脱胎于音乐母体，音乐性是它的原始特征，是它的生命、灵魂和根本。如朱光潜所说，诗为有韵律的纯文学；成仿吾也说，诗歌有两大要素：想象与音乐；季羡林说的更明白，既然叫诗，必然有诗的形式，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与字数，一是韵律。美国诗人艾伦波也说过：“文学的诗可以简单地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31） ，而我们的“打工诗歌”在这方面缺失得似乎尤为严重，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在的。但凡翻一下当下的诗歌文本，我们便不难发现这样的问题：诗歌的韵律在消逝，音乐性在崩溃。
作为诗的外在音乐性的节奏和韵律是诗的外在表现。黑格尔说过：“诗则绝对要有音乐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32）”在当下的“打工诗歌”里，许多诗歌没有韵不说，而至于音节的分配、诗句的分行都充满着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的根本不合语言之规则。而作为诗人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韵律是诗的精神之所在，是“打工诗歌”必须予以关注的。然而，我们并不是在主张新诗的回流，或是要搞诗歌复古，而是要强调“打工诗歌”不能也不应该失掉“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
再次，作为“打工诗歌”，一定要从适合自己的角度出发，坚持人性和人本复归的精神；重视双视向的深层拓展——向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探视；关心“异化的人”；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进而关注整个阶层，整个民族和整个人类。从内容、题材、思想、语言上加以拓展和开掘，从事物的现象走向本质，从创作的功利性走向审美，进而提升“打工诗歌”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充分发掘“打工诗歌”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努力打造自己的“拳头诗人”以及“扛鼎之作”，或是发现和培植诗歌新的生长点，建构“打工诗歌”的优秀文本，并确立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二）“打工诗歌”的理论召唤
在中国的现当代诗坛，诗歌理论一直滞后于诗歌的创作。作为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打工诗歌”，由于诗歌言说主体文化知识、理论修养及学历层次的普遍偏低，“打工诗歌”的理论批评始终处于弱势状态。当然，这还缘于主流诗歌评论家对“打工诗歌”的长期漠视与不关注。而作为诗歌的理论批评，它的建设对诗歌创作的发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诗歌理论批评，“打工诗歌”就会偏离诗歌的正常轨道，呈现病态畸形的发展，或走向低俗化、商业化的极端，或窒息于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的死胡同里。这就要求“打工诗歌”必须建立自己的诗歌理论，呼唤属于自己的诗歌评论家。
首先，要形成一套自己的诗歌理论，这套理论要求必须是既符合普遍诗歌标准又符合“打工诗歌”特色的正确的原理。这种诗歌理论的确立和发展还需要“打工诗人”们的不断努力，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总结经验，从已有的诗歌理论中汲取营养。并不断用自己的诗歌理论标准衡量、评价、指导“打工诗歌”的创作，使理论与创作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的诗歌发展体系。
其次，要呼唤属于自己的诗歌评论家，尤其是真正的“打工诗歌”评论家。鼓励那些有着“打工诗歌”创作经验的诗人参与批评，因为他们有着别的理论批评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同时，诗人们要针对自身的理论不足、修养欠缺、学识浅薄、解读平庸的缺陷予以弥补，培养自己的批评意识，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对生活的感受力、领悟力、想象力、敏感性，并时刻保持一颗童心、诗心，以便能提出启发性、建设性的理论。当然，在诗歌批评普遍失语的当下，我们应当欢迎一切关注“打工诗歌”的理论家和学者，欢迎愿意为“打工诗歌”的发展提出建议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借此以填补诗歌批评家的缺席、不在场或者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还要反对那些庸俗的批评、不文明的骂评、不负责任的酷评，以避免不良的批评风气和批评理论把“打工诗歌”推向非诗的绝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打工诗人”从评论中找到不足与差距，认识到创作中的得失，从而扬长避短，从根本上提高诗歌的创作水平。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打工诗歌”能培养出一批像庞德、艾略特、帕斯、郑敏一样的诗人批评家与理论家，并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理论。
（三）当下理论批判
“打工诗歌”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的理论发展虽然才短短只有几年的时间，但还是零零星星有了些自己的创作、评价理论及标准。然而，这些理论并不成熟，甚至还处于稚嫩和年轻的阶段。
其一，诗歌写作的经验之论。“打工诗歌”是一种带有经验性的诗歌创作，它凭借的力量不是话语权（尽管它正在积极地争取），而是自身的经验。这也是“打工诗人”和其他诗人在材料处理上的最大差异。他们有着切身的生活经验，所以在创作时，就可以“把最简陋的打工生活和盘托出”（柳冬妩语），像谢湘南的《呼吸》、张守刚的《通宵录像》。这种天然的经验并不能作为他们直接的诗歌因子。因为对于现实中的事物，那只是诗人驰骋想象的出发点，诗中所写的既不以诗人自身的经历为限，也不一定处处与生活相符。
“打工诗歌”的写作确实“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甚至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直接”，“差不多就是一种短兵相接状态”（柳冬妩语），乃至是“打工诗歌”恢复了诗歌的原生态和初始性。似乎这时期的评论家也提出这种创作“崇尚的原则要求是回归原生态的大地，从‘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中发现‘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诗性’（33）”。甚至有的评论家认为“细节是诗的血肉。细节比一般的‘抒情与思考’，更能体现一种诗性的关怀、洞察和敏感。（34）”但这种以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活经验的直接体验与表达的诗歌价值判断，势必要取消当代诗歌的多样性发展，也势必会把“打工诗歌”置于事态日志叙说的层面。况且，细节的出现本身就是描写与叙述的结果，而诗歌文本并不需要这种特殊的关照与恩惠。经验只是人的生物或社会性阅历，它必须达到一种生命的投入、心灵的对接、思想的碰撞、诗意的回味的状态。当“打工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是短兵相接，则越加剧了它流于世俗的危险性。真正的诗歌个人经验应当是“实际经验”和“理智与想象”经验的混合体，是直接经验的再加工，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录照与复制。
闻一多说过：“一切的艺术应以自然为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二以参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35）”
其二，诗歌评定的价值标准。其实，对诗歌的评定一直是诗歌批评中的一大难题。“打工诗歌”质量与价值的评价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诗歌界现行的诗歌评价标准似乎更倾向于诗歌的现代性追求，但我认为这只是第二位的。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36）。因而，我们在对诗歌进行评价的时候，前提是看它首先是不是诗歌，然后才能断定它是不是好诗。而什么样的文字才算是诗歌，从古至今，对于诗歌的定义不下于上千种，但似乎每一个诗歌评论家又都避免为它下定义。即使如此，我们的评论并不能因之而忽视与脱离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特征、艺术伦理和美学原则，更不能以单一的向度去一锤定音。
目前，对“打工诗歌”的评论，似乎更倾向于再现论者的宏观价值标准，即“诗歌与社会的关系”的现实精神和伦理道德衡量。甚至可以说，这几乎成了评价“打工诗歌”的唯一标准。虽然这种评价具有其合理性、科学性与必要性，但它绝不可以一手遮天，充当“打工诗歌”界的警察和裁判。虽然艺术性不是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但艺术审美价值确实是衡量的首要标准。我们不能不承认“打工诗歌”近年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它形成的对当代诗坛的萎靡之风的冲击，以及它所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但另一方面它的诗歌伦理、道德关怀等诸多非诗歌因素的渗入与爆炸，也使它获得了高于“打工诗歌”本身艺术价值的声誉。当下这种过分对“打工诗歌”道德伦理的强调与吹捧无疑也散发着炒作的气味。
诗歌评论首先要坚持它的客观和艺术标准以及基本的良知，关心诗歌自身的成绩，加强对诗歌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关注。其次，也不能忽视其民间因素和现实精神，但是绝不能过分强调其伦理优势和社会功能。可以说，这种宏观价值的评定标准是文学评论通用的准则，它并不具有诗歌评论的独特性。如果仅用此作为“打工诗歌”的衡量尺度，无疑是对诗歌的冤枉与不公，也势必会贻害“打工诗歌”的健康和长远发展。“诗人只有处理好生存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获得恰当的平衡，才能保证诗歌同时具有审美的快感和有效性。（37）”
其三，“打工诗歌”真正的代言人。在诗人、诗评家柳冬妩看来，只有“打工诗人”才能作为“打工一族”的代言人，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歌”必须由“打工诗人”来完成。“打工诗人”又是指哪些人呢？它是杨宏海先生所界定的那些人？而当下的“打工诗人”并不仅仅而且也已经完全超出了那个界定。“打工小说”并不一定必须由“打工作家”来完成，那么为什么“打工诗歌”一定要有“打工诗人”来完成呢？事实证明着也已经证明非“打工作家”照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打工作品。“打工”一词，它的范围和界定本来就是宽泛与模糊的。既然“打工小说”、“打工评论”能有“其他人”代言，那么“打工诗歌”也一样，无所谓必须有“某些人”代言。“打工”作为一种题材的限定，任何具有创作能力的人，任何能够很好把握材料和激发情感的人都可以写。
同时，作为“打工诗人”的诗人也可以而且有必要涉足其它题材。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所谓成名的“打工诗人”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底层和低学历者？像北师大走出来的宋晓贤、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许强、有着大学文凭的方舟，等等。当然我们不否定这里有许多真正的底层诗人。即使曾经是“打工诗人”，一旦他们发达，像杂志主编的罗德远、柳冬妩等活跃在诗坛上的“打工诗人”，他们现在及以后创作的诗歌是不是属于真正的“打工诗歌”？他们是不是“打工诗歌”真正的代言人？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歌”又是指什么？当下活跃在文坛上的“打工诗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农民工，又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底层打工者的认同和关注，以及他们又多大意义上能实现为底层农民工代言的可能？也即是说，如果完全寄望于“农民工诗人”或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人”，代言的使命无疑是脆弱和飘渺的。在这里，只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无论出身与学历贵贱高低，只要是能站在最基本的人性和道德立场，真心愿意关爱“打工诗歌”，写作“打工诗歌”，对打工生活有深切感触或是具有共鸣感的诗歌作者都可以作为“打工诗歌”的代言人。
“打工诗歌”作为走在成长与收获路上的文学形式，它的发展与壮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现实的是，它的诗歌创作会渐渐地融入到主流诗歌的创作中去，成为主流诗歌的一部分，它的诗人队伍也会不断分化，像当初“先锋诗歌”一样，当它进入中心时，它的诗歌特色就会锐减，乃至褪尽。因为无论是“打工诗人”，还是“打工诗歌”它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一个过程，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和打工者的泛化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它也会日趋消融，或是被取代。
注释：
(1)(2)罗德远．打工诗歌理应在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谈“打工诗歌”诞生和发展历程，工人日报，2008年1月15日．
(3)(4)何轩．“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9卷1期．
(5)张昱．透视生存前沿的打工诗歌，198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许强 罗德远 陈忠村主编，广东：珠海出版社，2007年5月，第485页．
(6)打工文学联网http://www.dgwxlw.com．
(7)深圳举办全国农民工诗歌大赛前30名可免试入户，中国打工文化报，2008年8月，第2版．
(8)(9)(12)(13)(14)(19)(20)(32)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广东：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页，40页，3-4页，12页，168页，230页，137页，145页．
(10)(11)更多关注无谓称呼 还是直面他们的作品——“打工诗人”领跑文化低保，江南时报，2007年12月5日，第05版．
(15)李长空．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鹰击长空-李长空博客．
(16)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月版.
(17)郑小琼．痛苦的生活——评张守刚的诗，打工文学联网，2003年10月23日．
(18)黄礼孩主编．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封面，广东：花城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21)明镜1976年第23期，海德格尔1966年与《明镜》杂志记者谈话．
(22)打工诗人第16期，第1版下边．
(23)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24)海德格尔．艺术标准的本源，林中路，1950年第28页．
(25)曽方荣．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66页．
(26)张曙光等．写作：意识与方法——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对话， 语言：形式的命名，李文波等主编，第363页.
(27)张清华．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打工诗人，2007年10月第4版．
(28)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
(29)(37)谢冕．世纪反思——新世纪诗歌随想，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7页．
(30)郑敏．论现代新诗语显得旧体诗的关系，诗探索，199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辑．
(3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页．
(3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8页．
(34)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诗探索，1999年第1期．
(35)闻一多．女神之地施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308页．
(36)吴思敬.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南方文坛，批评论坛，2006年5月.
发表于 2014-1-21 00: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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