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跟随父母的漂泊中度过的，对于童年的记忆大多数已经比较模糊，能记起的又总是颠颠倒倒的，且夹杂着些伤痛，以至于到现在，不知何处才算是故乡。
①
还在襁褓时，家便从湖南迁移到江西，据说是老家建水库农田被淹了。老家是在一个山旮旯里，农田贫瘠且少得可怜。村民以从山腰上石头间的零星土块里刨红薯为主食，过着吃红薯饭还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真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时，也是故土难离。要迁往的地方有白米饭吃是确定的事实，因为有人专门为此事打过前站，加上这次搬迁宣传上说是毛主席的指示，于是村民都听毛主席的话，都想做毛主席的好儿女，捡拾点能用的家什拖儿带女的就开始背井离乡。我家就是父亲一担箩筐，一个装着姐姐，一个装着哥哥，我躺在妈妈的怀中，挤在浩荡的迁移大军中，一路上的辗转艰辛就不用说了。到江西后，大多数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一起，组建一个新的村落，有些则被分散安置，我家就是和其他两户被安插在一个当地的村子。
这个村只有30多户人家，在当地算是个小村子，但田比较多，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前流过，水源充足，那时还是搞大集体。母亲是个要强的人，父亲偏又格外老实，加上不会当地语言，这样的“组合”注定是悲剧成分多。村子里没啥娱乐活动，只好娱乐人，对于外来户的父亲当然成为首选，“受欺负了”，母亲要扳回，口角之事就会纷至沓来。大人欺负大人，有样学样，小孩当然要欺负小孩，我和哥哥自然而然就得遭殃，从我记事起，三天两头受侮辱挨揍就成为常事。最难捱的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从村子到学校有七八里的路程，为了躲避他们的挑衅，我和哥哥总是和他们隔着老远，但每隔几天，他们就会躲在半路上拦截。可能是血液里尚存湖南人的血性吧，反抗的结果往往是要挨一顿饱揍。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不会告诉父母，因为告诉了也没什么用。最惨的一次是被摁倒在路边的田里，我被揍得鼻青脸肿，关键是鼻子被打歪了，流了好多血，衣服上到处都是，在父母面前没能遮掩过，父母找到学校，由学校老师出面到村子里调停，毕竟学生还是怕老师的，才算安稳了一阵子。那时我开始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同姓，是本地人，我家是外地人，是他们口中的“湖南佬”。那时幼小的心灵里，渴望能找到和我“同类型的人”——同姓的或者是湖南人，就象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在寒冬腊月里，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渴望能找到组织一样，我幻想着能和“同类型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样我就可以和他们平等相处，不再有歧视，不再挨揍，我就有小伙伴，我就可以快乐无比地生活。可惜一直没能如愿。孩子气的我们也不会一味的忍让，哥哥比我能打多了，一旦他们有人落单时也会被哥哥报复，我则在一旁叫叫喊喊地助威，有时也趁其不注意偷袭一拳或来上一脚。于是哥哥被他们冠上“特务”的外号，特务在那年代是非常反面的人物，谁都不愿意当特务，尤其是小孩子。我被冠上“鸡婆”，每每看到哥哥被揍得不行了，虽然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但毕竟是兄弟，血气上涌的我也会自不量力地加入争斗，用他们的说法是，鸡虽然力气小，但急了也会啄人。就是在这种荒唐的打斗中，迎来日出伴随日落。
村子里没什么娱乐活动，没广播，更没电视，小孩平时玩的最多的是“躲猫猫”，只是在每年的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孩子们会抬出一个比较破旧的大鼓，咚咚咚敲得欢天喜地，不过我只能远远地看着，羡慕且手痒难耐，多想也上去擂几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有一年我在后面偷偷地跟着，才发现敲完后鼓由大人藏匿在众厅（类似祠堂）里，那里常年摆放几口棺材，黑漆漆的疹人，大白天都觉得里面阴森森的，实在是没有勇气去偷偷敲几下，只好作罢。不过一年到头村里也会放一两场电影，每次放电影，比过节还热闹，兴奋的孩子们总是会到村口去等放映员。等到了，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接着大家便蹦蹦跳跳地簇拥着放映员往村子里走，有的还会在后面帮着推自行车，直到放映员在村里的晒谷场挂好幕布，摆好放映机，大家才慢慢散去。那一天，我会早早地催促父母做晚饭，或者等不及了干脆不吃饭就搬个凳子守候在幕布前，在焦急地等待中孩子们会为凳子的摆放位置产生点摩擦。好不容易等到放映了，可每次都要先放一段讨厌的科教之类的宣传片，让想看正片的小孩子们心急火燎的。这时和村里的孩子们能相安无事，因为大家快乐还来不及。看完电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浸在电影故事里，等缓过劲来，就又开始日常的生活，他们甚至会模仿电影里的场景对我们进行伏击……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嬉闹中，换得暑去寒来。
村子里没闹过饥荒，但孩子们除了吃饭几乎没什么别的东西吃。村里每家每户都有块自留地，自留地里大多是种菜，还有就是种甜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当瓜秧苗在一垄垄辣椒树底下铺展得满满时，一个个又香又甜又脆的甜瓜对于小孩子来说诱惑力是很大的。一到周末，我也自然惦记着，总喜欢跑到自家菜地里去看看。记得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中午，我赤着脚一个人偷偷溜向菜地，沿路绕过别人家的菜地，当然也看到别人家菜地里一个个惹眼的甜瓜，可惜自家的都没熟，就没舍得摘，返回的路上，实在是忍不住，瞧瞧四周没人，猫下身子迅速地从别人家的菜地里摘了一个，刚想开口吃，就被人逮了个正着。这人我很熟悉，我一直在心里叫她巫婆，因为每次都能碰到她，阴魂不散，每次都用一种防贼似的眼神上上下下对我打量一番，看得我全身的毛孔倒竖。这一次就更加恐惧不安，惊慌之中，丢下瓜，我撒腿就跑。气喘吁吁又惊恐万状地跑到家，发现大人都出工了，门也锁上了，又怕她追上门来，一咬牙，就从门廊的柱子上爬上去（房子的结构还是湖南老家的模式），楼上的门从来不会锁，再从楼上翻身进到家里。我知道自己闯祸了，就一个人胆战心惊呆在家里，压抑着声音哭泣着，后来竟然趴在床沿睡着了。母亲收工回来，搂着依旧瑟缩着不断发抖我，问我是怎么进家的，我说我怕，我偷摘了人家的甜瓜，是从门廊柱子上爬进来的。母亲就一阵心呀肉呀的号啕大哭……
②
“甜瓜事件”象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心头，在同村的孩子们面前，我总是抬不起头，在大人面前愈加胆怯，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人开始变得沉默，整天整天的不说话，精神恍恍惚惚的，睡觉时常从噩梦中惊醒。母亲认为我是受了惊吓，开始帮我“喊魂”，每天傍晚时分，母亲都会带着些米，到村头撒几粒，撮点土，拔些草，摘点树叶子，用衣服兜住，快到家们口时开始喊我的名字，我则由父亲或姐姐哥哥带到门口，母亲喊一声，他们替我应答一声，一直到母亲进门。然后母亲把外面弄来的东西和米在我额头和胸口转圈圈地擦摩，口中重复叨念：“崽哟，不怕哦，我的好崽回来了！崽哟，不怕哦，我的好崽回来了……”那时刻，就觉得有一道暖流流向全身。还别说，喊了几次魂，我好了许多，我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关怀、母爱的温暖和重复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此事之后，母亲愈加激进，象只受了刺激的母鸡小心地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对外几乎是敌视的态度，但在强大的外势下，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时，母亲会气得坐在地上边哭边抽自己耳光。我们不知道如何劝慰母亲，只是流着眼泪用小小的手试图把母亲拉起来，母亲可能是怕吓着我们，总是会搂着我们几个压抑着声哭着说：“我的好崽，不哭，不哭。”有时会冲村子里大声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们这样做会遭报应的！”但母亲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听得懂。有时会迁怒到父亲身上，骂父亲太软弱无能，只会畏畏缩缩，而父亲只是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抽着烟。在当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懂得什么是男人的胸怀，也觉得父亲窝囊，不是那么顶天立地。
1980年，开始分田到户，移民户与当地户的矛盾日渐突出。父亲不断地找大队干部诉说，在大队干部斡旋无效下，同意让我家搬到大队部，由我家负责种大队部的田，并帮学校蒸饭。因为分田到户，大队部的田没人肯种了，大队部在学校旁边，学校学生和老师的饭也没人愿意去蒸了。离开村子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也不明白村里人是什么感受。走在再熟悉不过的路上，我知道从今天起就要和这个村子作别了，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就再也没有回头。走在路上，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会一个坑哪里会有一道坎，也时不时地会想起在这条上学放学的路上发生的种种……那一年我九岁。
从此我们兄弟几个算是摆脱了“噩梦”般的日子，对于父亲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幼小的心里，认为父亲这次算做了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村里的孩子还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他们再也不敢来招惹我们，不但不敢，还有点怕，碰面了会主动转身离开，不过我们也没去报复他们，不是说还是孩子的我们明事理，毕竟是学校，谁也不敢闹事。
种田和蒸饭是父母的事，父母都很勤劳，在附近开垦了一些荒地，并种了许多菜，凡是我们爱吃的瓜果都会种点。我除了上学就是玩，有时也承担照顾两个弟弟的任务，人慢慢地也变得开朗起来。春雷一响，我就和哥去装鱼笱，晚上睡梦中全是鱼儿入笱的情景。炎炎夏日，中午，我们就到河里去扑腾。晚上蛙声一片时，就提着火笼到水田和沟渠里去剁鱼。寒风瑟瑟冷风嗖嗖的冬天，就偷母亲纳鞋底的线去河岸边的灌木丛中下套子捕鸟。最乐最爽的事是钓甲鱼，对此我也算是有点天赋，一学就会，一看就懂。钓甲鱼用猪肝做饵，把猪肝切成小块穿在针上，线是那种很结实的银绒线，大都是晚上到河边钓，一个晚上要放上十几个钩，只要线被拉紧了，就知道上钩了，把线收了就行，有时发现拉不动，就知道肯定是被柴蔸树枝什么的给缠住了，还得下水去排除障碍物。虽然一个晚上不知要喂饱多少只蚊子，还要担心被蛇咬，熬夜熬得瞌睡连连，但常常被收获的喜悦冲淡，而且钓上十几只是常事。卖了甲鱼还可以贴补家用，不过那时的甲鱼不象现在这么值钱。父亲的爱好就是打猎，都是晚上出去，并有一套完整的装备，一杆鸟铳，一只装铁沙子的皮袋，一个装硝的牛角，一个装电池的小木箱，一个灯头，一只背篓，出发前穿戴起来象模象样的，好似一个出征前的将军，深夜回来多少会有些收获，兔子最多。可惜大多数要拿到集市上卖，顶多会留点内脏什么的让我们打打牙祭。
住在大队部，时不时会有公社干部来，那些干部都比较喜欢捉弄我，我那时穿条松紧带裤子，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扒下，小鸡鸡和小屁股就露出来，得逞后，见我提上前面忘了后面就逃的窘态，哈哈大笑，害得我看见他们就老远躲着。大队部招待工作基本上放在我家里，每次都要等到他们吃完饭才会允许我们上桌，由此父亲也结识了一些公社干部，加上父亲当过兵，一些公社干部也是当兵出身，相对也谈得来。在我小学升初中那年，到新学年开学时还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以为自己没考上，心里难过着，可哥哥和其他同学说在中学的新生录取公示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父母也很纳闷，就托一位公社干部，他也是湖南移民，刚好分管教育，帮着问问。了解到的情况是，中学已经将录取通知书发了，而小学校长说我人品不行，就将录取通知书扣留了，弄得全家人都莫名其妙。其实许多公社干部都逗笑过我，对我也算认识了解些，听说此事都很气愤，认为这事做得有些过头了。在公社干部的直接干预下，不但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还对小学校长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去中学报到那天，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又有书读了，上中学了，心里乐着，坐在后面，此时此刻觉得父亲的背是那么结实有力，我下意识地摸着父亲的背，大声对父亲说：“爸爸，你真了不起！”一路上，父亲跟我讲了许多，说一个人绝不能忘本，要学会感恩，等你将来有出息了，不要忘记帮过我的罗叔叔。从父亲的讲述中，知道帮我们的人姓罗，明白父亲在我身上寄托了许多，懂得什么是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似乎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后来从父母的口中，才知道是我家经常招待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却从来没有叫上小学校长和学校的其他领导，心理不平衡就下绊子，扣留录取通知书不好说是对家长有意见，只好替我安个“莫须有”的罪名。作梗之事不成，反而挨了批评，怨恨算是结下了，于是不平之事接踵而来。
在我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在我上初一下学期时，家离开了大队部。
③
上初中了，我也十一岁了。
父亲带我报完名就回去了，下午我待在寝室整理自己的“家当”。和其他同学一样，“家当”是一个木箱子，一只铁桶，一床被子，一张竹席。傍晚时分，在孩子们的“经营”下，箱子已经在寝室的中央摆成两排，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一点也不整齐。毛巾更是挂得到处都是。床分上下两层，是木板连成的通铺。铺上摆放的被子，大多数是旧的，是盖了好多年又很老土的那种。同学都不太熟悉，大部分是陌生面孔。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寝室的灯也亮了。寝室的地面是泥地，没有铺水泥，不太平整，被大家不小心泼出的水和洗脚后带进来的水弄得湿漉漉的，低的地方有点积水，在灯下泛着白光。
第一次正式离开家，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睡，有点兴奋，有些新奇。我没去和其他同学搭讪，坐在自己“占据”的铺上，装模作样地“审视”着周围。其他同学也守护着自己的“阵地”，没有相互交流，只是个别原来在一个小学又分到同一个班的躺在他们“占据”的位置叽叽喳喳小声说着话。直到快熄灯时，晚到的人还在寝室外面的走廊上哗啦哗啦地在浇铁桶里的水洗脚。熄灯后在班主任老师的催促下，一切才归于宁静。夜深了，我才在迷迷糊糊中睡去。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就有人开始起床。陆陆续续的，起床的人越来越多，开箱子关箱子的砰砰声，铁桶碰撞发出的金属声，说话声，响成一片。有去井边打水洗脸刷牙的，有提水到寝室走廊上洗的，有在寝室内洗的，有尿急屎急跑厕所的，有不管不顾就在寝室门口的走廊边上撒尿的，都快乱成一锅粥了。折腾了好半天才听到起床的铃声，到班主任老师来督促起床时，有的还在叠被子，有的已经进了教室，有的在操场上溜达……
做完早操后是早读。早读在班主任老师严厉的目光中，一些由于起得太早正想打瞌睡的同学坐正了身姿，在越来越小的读书声中，终于等到下课铃声。各班蜂拥而出的学生又如潮水涌向厨房。我个子比较小，夹在人流中，在掀动饭盒的乒乓声中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饭盒。菜是十个人半盆豆腐，分桌名单张贴在墙壁上，桌长领了菜，端着找一块空地，喊着桌号将同桌的十人召集，然后大家把饭盒摆放在地上，在大家的监督下，由桌长负责分。分完菜后大都端着饭盒到寝室里来吃。吃完饭又是一阵开箱子，拿米，洗饭盒，洗米，进进出出，寝室的地面在一群鸭子似的孩子们脚下变得更加的又湿又脏……
上学的新鲜感渐渐地淡却，到了第四天就开始想家了，星期五就有点度日如年，从来没想到一天会有这么的漫长，觉得好久好久没有回家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星期六上午上课就根本没听进去，心思早就飞到家里去了。算是第一次品尝到了想家的滋味。中午吃完饭，像只出笼的鸟向家里飞奔。一路上都是放学的孩子们，走在路上觉得格外轻松，十一里路也不觉得远，家渐渐地近了，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一切是那么的亲切。家里的狗似乎闻到了我的气息，老远就看见它守候在路上，看见我还张望了一会儿，似乎还不相信真的是我，直到我唤了一声，才向我冲了过来，围着我呜呜地叫，不时地用头蹭我的脚，似乎在诉说着离别的相思。我用手抚摸着它的头，它才高兴地用双脚趴在我身上，尾巴也摇得欢快。小学已经放了学，校园里一个人影都没有，空荡荡的。回到离别一个星期的家，父母姐姐都不在，两个弟弟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我围着家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东看看，西摸摸，心情也渐渐地平静下来。因为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交几百斤柴，下午就和哥哥上山砍柴去了。
日子渐趋平淡，在相似中重复过着。学校的伙食很差，一个月是三块钱，早餐是豆腐，中餐和晚餐总是南瓜和冬瓜轮着来。同学之间也开始熟悉了，老实本分的和调皮的也渐渐显现出来。当时的学生身上基本上没有零花钱，那时也没有什么小卖部，只有一个老头经常挑着自制的糖饼子和糖条子来学校卖，用米换糖饼和糖条的事基本上每一个学生都干过，而“乱”（其实是偷，同学们叫“乱”）他的糖饼或糖条就成为学生最大的乐事。“乱”时分工明确，有的假装用米去换，并故意和他发生争执，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其他同学就借机偷，偷到了大家都有份，同学们在哈哈大笑中边说边吃着偷来的糖饼，吃得特别香甜。有一次“乱”糖饼被他发现，就起身去追，结果大家一哄而上，更多的糖饼在混乱中被拿走，气得他只好回来严防死守。每次他都是在和同学们的斗智斗勇中做着买卖，调皮的同学则是每次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从他手中“乱”到糖饼……
家里的情况在我上学后并没有好转。“录取通知书事件”后，尽管事情已经解决，还是很解气的那种。但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不会因为你自己觉得可怜，觉得委曲，上苍就会垂青你眷顾你，日子还得自己过，问题还得自己去解决，除非你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何况弟弟还在小学读书。本就老实本分的父亲也没有轻狂，比较理智，找到校长低三下四地进行解释赔不是，但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到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家里与附近村民相处已经比较困难，农事纠纷常有，加上只有三亩多地的收成随着我们兄弟姐的长大渐渐地入不敷出，父亲心中已生离意。事有凑巧，前一晚父亲打到一只猎物，第二天就碰到公社书记下来检查工作。父亲就向大队请求，承担这次招待任务，费用全由我家开支。大队当然乐意，在盆满钵装一桌子菜上齐后，书记和干部们吃得很开心，酒足饭饱之际，父亲讲述了家里的困难，希望书记出面解决。书记说：有困难找组织是对的，对你家的情况我也早有耳闻……作了一番铺垫后，当即拍板，调我家到公社农科站。因为分田到户，公社农科站的人员早就散了，近十亩”科技田“正愁没人种，别说种田，房子都没人照看。
书记吃过饭后，下午回到公社全身就起“风包”，被送到医院打点滴，听到消息后，全家人吓得不轻，祈祷千万别出事，还好书记打完点滴就好了，其他人也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事后经过调查了解，其实那天吃的猎物是只土豹子，吃了发热，书记是过敏反应，算是虚惊一场。那天弟弟们吃饭时没许上桌，当时就发现狗不吃骨头，不但不吃，还全部往外面叼。我听得心痒痒的，总想找到一根豹子骨头，可惜没能找到，气得我对狗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真想将它踹几脚。经此一事，父亲认为调公社农科站的事肯定黄了，正唉叹时运不济时，传来消息说书记还惦记着此事，催促我家早点搬过去。搬家那天，我还在学校，到星期六父亲才把我带到新家，那时我十二岁。
发表于 2013-12-21 13:14:57
